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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的外观
工人在酿酒厂、造船厂、高炉、矿山和造纸厂中已经工作了很久。虽然工厂工人仍是现代社会各种劳动大军中的一小部分，但随着纺织制造和制陶的工业化，工厂成了新工业时代的象征。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难忘地称它们为“黑暗邪恶的工厂”。使用水力的工厂散布在英国乡村，但是大多数蒸汽动力的工厂仍聚集在英国中部的煤炭产地周围。工厂是黑暗、肮脏和危险的地方，对员工来说工作条件仅比矿山略好一点。妇女、儿童和男人一起在矿山工作，他们提着满满一篮的煤，走过通风不良的长隧道。无论是水力，还是蒸汽动力，工厂都结束了一家人一起在家工作的自主性。最初，亲属还继续在工厂单位共同工作，但是现在因为要协调工人的日常生产活动，所有者或管理者必须监督员工的表现。机械越来越复杂，而且消费者坚持要求标准产品，这使监督变得越来越重要。[43]雇主把工人带到一个地方，强制他们每天工作12小时，这在19世纪是惯例。
韦奇伍德的成功把就业机会带到了斯塔福德郡。韦奇伍德的有生之年，他的家乡的就业机会增加了5倍，但其他省时的发明让人们丢了饭碗。各种创新大大改变了工人的生活。经济学家认为，长远来看，商品价格下降往往会释放出对其他商品的需求，最终创造就业机会。疼是短暂的，但许多英国工人用痛来止疼。19世纪20年代，约克郡的工人砸毁了剪羊毛机，他们的家庭以前世代都在剪羊毛，但是剪羊毛机的出现逐渐瓦解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以早期的反对者内德·勒德（Ned Lud）之名向机器宣战，这些勒德分子违反了严肃的工作制度，放弃了工作场所的舒适与欢乐。
实际上，英国西部的羊毛布料生产商很早就开始竭力阻止服装商引进珍妮纺纱机。珍妮纺纱机来势汹汹，一台可以完成20台老式纺纱机的工作。这些手艺人摆出了对羊毛贸易监管的悠久传统，他们呼吁议会执行这些世代记载的法律。经过10年的请愿、游说和时事评议，羊毛料生产商最终获得了议会的质询。这些工人一直在努力维持古老且稳定的生活方式；但他们的雇主想节约劳动力成本，从而提高利润。工人重新提起抑制创新的一次荣誉规则，制造商却认为这些过时的法律总是弄巧成拙。对传统与改革之间、连续与变化之间的长年论战来说，这是一次新的转折。
1809年，议会废止了约束布料贸易的旧法令。两年后，勒德分子的战斗精神鼓舞了英国广袤大地上成千上万的劳动者。布料生产商砸了织袜机，农场工人则攻击了另一项发明，用钢球挖掘排水渠的鼹鼠犁。顾名思义，这种工具能像鼹鼠一样挖出一条小道，因为鼹鼠只在地下活动，所以它们略微地增加了污垢。政府为了平息农村的暴动，派出了一支由1200名士兵组成的武装部队，而另一支更壮大的队伍则在威灵顿公爵的率领下，去西班牙对抗拿破仑了。资本主义的罪状上已经列出了几百条，议会穷追不舍地又在这张罪状上加了一条，勒德运动。在工业革命发生的这一个世纪，勒德运动有超过400例针对英国工作场所的工作节奏和范围变化的直接行动。对财产的毁坏激起了地主、制造商、金融家和贸易商的狂怒反应，而他们才是牢牢掌控着英国政府的一群人。1846～1848年爱尔兰的饥荒使支撑法律的控制方式和价值观现出了原形。几十万男女老幼正在挨饿，爱尔兰却把粮食运往富裕的英格兰，因为法律不允许当地人用在外地主土地上生长的粮食来养活自己。[44]
对创新的零星的抵抗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从砸机器发展到了暴乱威胁。19世纪30年代，“舰长之舞”（The Captain Swing）的示威延迟了打谷机的使用。而排字工人、锯木匠以及从事鞋靴贸易的人与机械化的战斗则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除了技术创新，农场工人还有更多的抗议内容，比如使用爱尔兰劳工，还有济贫法的执行方式。[45]工人反应的返祖现象通常强调的是他们有关工时、工资和工作条件的真正不满总是得不到重视。
技术通常体现为减轻了苦差事，可实际上工业任务的必要协调、持续的噪音，以及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发生事故的紧张心情，这些都使体力劳动更加讨厌。高压成了工作的常态，不仅因为机械的运转，而且因为机器的所有者总是希望资本投资能获得最大的回报。矿井越挖越深，爆炸的危险也就越来越大，机械化的工作使工人的肺里充满了污物。[46]在生产过程中没有任何表现的情况下，工人会利用特别手段，仔细聆听叮当作响的金属发出的噪音。他们以错误的速度运转机器。他们忽略了颠覆自己工作生活的工具。机器的使用减少了生产所需的人力，失业和半失业的人数因此增加了。工人协会几经努力寻找机械化的替代方案，最终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机器上。男男女女还有他们的孩子都不得不适应比先辈们更加繁重的工作条件，这一点毋庸置疑。
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工人参与的攻击性的运动更多的是防卫战斗，但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得生活，抗议者却屡次赢得了让步。公众常常会站在他们一边，因为他们手握着传统。议会撤销了太平绅士调整工资的权力，法律保护对工人有利有弊。家长式作风的统治时代为进步的时代让出了位置，而一个想法牢牢抓住了英国上层阶级的想象力。很少有媒体在面向大众时是代表工人的立场，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中刁钻地评论说，制造商绝不会为了吃饭而齐聚一堂，但是他们决定了工资数额。雇主很容易订立非正式协议，但是如果工人施压要求让步，那么他们就抵触了反对阴谋的法律。又过了一个世纪，劳资双方的集体谈判才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分，劳动者才可以享受到工业化为工作和家庭带来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