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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的新举措
俗话说，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在20年之内接连爆发很肯定地验证了一个命题：短暂的和平间隔就是好消息。让·莫内（Jean Monnet）和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等许多成年男子都参加过这两次大战。在二战的最后时刻，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决心做一些不同的事情。莫内在成为国际联盟的外交官之前，曾代表家族的白兰地公司学习过英国、美国和欧洲的贸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阿尔萨斯-洛林地区重回了法国的怀抱，舒曼从德国公民变成了法国公民，他在法国政坛的职业生涯也自此展开。
这两人提出了一项激动人心的计划：把西欧国家的钢铁行业置于同一个权力下。这绝对是一个概念，而这个概念的时代已经到来。1951年，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成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简称ECSC）。成员希望利用这个煤钢产品的统一市场保证稳定的供应。为了支持现代化的持续前进，他们鼓励创利。二战的大屠杀让世界变得如此不同！乔治·克莱蒙梭（Georges Clemenceau）在《凡尔赛条约》谈判时提出的复仇精神与莫内和舒曼计划的精髓并不相似。
实际结果比计划更鼓舞人心，煤钢共同体顺利地使德国重新投入了欧洲的怀抱。[9]这一成就使跨国联盟的强大概念鲜活起来。六年后，《罗马公约》（Treaty of Rome）建立了共同市场，正式名称是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简称欧共体或EEC）。1992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更是向前推进了一步，成立了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简称欧盟或EU），并且认定了初始12个成员国国民的欧洲公民身份。欧共体形成后的31年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原始的经济和货币同盟进一步扩大，范围涵盖了司法、外交关系和安全政策。资本主义战胜了民族主义。
这里存在一个资本主义形成的关键点。欧洲的经济一体化虽然不是所有市场危机的灵丹妙药，但是它一直是参与国和平与繁荣的基石。自由企业宣扬的行为模式并没有指向这样的合作努力。因为有了莫内和舒曼这样的人，而不是由于经济规律，合作才能代替竞争，国际主义精神才会取代民族主义精神。这些人邀请其他人一起想象出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再有他们亲眼目睹的恐怖画面。这正是马歇尔计划的重大意义。美国运用自己的天赋，撬动备受战乱蹂躏的国家走向了自由市场制度。同时，大把资金也减少了此类惊人的调停行为所要求的牺牲。[10]资本主义的形态和方向总是由参与者决定，从来都不是由无情的法律设定。专家的概述包含了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如果其他条件保持不变，这种情况就会发生——但是因为有人类的存在，其他条件很少保持不变，尤其是当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吸取了不同的经验教训。
美国通过反垄断诉讼，努力创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欧洲国家则不同，它们更愿意在工业领域培养一个领跑者，这更多的是出于国家经济增长的考虑，而不是内部竞争。战后，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远比战前重要，但是政府投资却从未超过全国总投资的1/3。这真的是不错的责任分工：政府帮助有需要的公民，同时，也依靠私营经济来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11]许多欧洲的商业领袖都相信，经济衰退时，福利国家可以减轻公众的忧伤，而且可以调和有关高工资的劳资争议。因为可以使用美国开发的技术而且没有军费开支，西欧可以说是过得很不错。
欧洲国家在钢铁生产、汽车制造、制药和电子产品上的表现极其出色。在战后时期汽车工业的发展中，德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卡尔·本茨和尼古拉斯·奥托（Nikolaus Otto）是商用车的先驱。20世纪20年代，为了在欧洲获得一个立足点，美国汽车制造商放慢了他们的生产速度。通用汽车公司接管了欧宝，福特创办了一家成功的子公司。大萧条使德国的汽车企业由150家减少到了包括欧宝和福特在内的12家，但是存活下来的都是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