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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贷的讨论
在实际层面上，把资金放在知道如何投资的人手中，这对经济发展的推动者来说是重要的挑战。借贷要求偿本付息，违反了圣经有关高利贷的禁令。根深蒂固的宗教缘由阻止了人们自由地使用金钱。商业扩张的批评者大加利用了旧约传达的社会愿景，他们认为，钱不可生钱，不能为了获得回报而出借。对犹太人来说，《摩西五经》的法律篇则清晰地订立了希伯来人兄弟会的盟约。
《申命记》高利贷的有关章节明确否认了以获利为目的的借贷的合法性：“你不可向你的兄弟放债；金钱的高利贷、食物的高利贷、任何可以高利贷出借的东西：你可以向外邦人放债；但不可向你的兄弟放债……”《申命记》反对高利贷的禁令是道德准则的一部分，明确了社会成员和外来者之间不同的可接受行为。反对者不能批评躲避公众监督的商业交易，他们只能死死地抓着捆绑贫富的慈善纽带。他们屡次引用圣经的劝诫，说人与人彼此都是兄弟。
天主教坚称，基督的降临抹去了兄弟和他人之间的差别，一位撰稿人这样描述，“从部落的兄弟情到全世界的博爱”。[9]尽管如此，希伯来法还是变成了法律规范的组成部分，代表着教会的立场，反对不受约束的商品经济。强制执法与所有简单的禁令一样，依赖的是明确的犯罪性质；14世纪和15世纪，在欧洲信奉天主教的核心地区，商业发展弱化了许多高利贷和非高利贷形式上的差别。商人虚构的遁词和文人辩士的曲解使针对收取利息的简单禁令难以执行。[10]
从路德（Luther）到卡尔文（Calvin），新教神学家舍弃了政策，不再把希伯来法作为积极的民法执行，他们宁愿相信基督教徒的良心驱使。高利贷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该受到谴责。慈善行为和金科玉律可以引导基督徒。英国的立法人员动摇了。1488年，反高利贷的法令宣布，所有的高利贷将被根除，有息借贷的人将被处以一半本金的罚款。随后，在亨利八世（Henry VIII）和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法令规定利息率不得高于10%，到詹姆斯统治时期，这个上限降低到了8%。1652年，这一比例再次降至6%，并一直保持到17世纪结束。与此相比，在穆斯林世界中，所有利息形式仍是罪恶的，由此产生了诸多托辞。簿记加入透明度原则是接受高利贷的意外后果，自此账目更清楚了。[11]
商业世界有很多让人反感的东西，谋求私利、财产征税、吃亏的买卖，还有被利用的倒霉竞争者，等等，道德家使高利贷变成了它们的象征。社会和宗教的保守派认为，高利贷问题是揭露市场经济存在危险的手段。高利贷不只是理性地追求利润，从而违反了行善的律法，而且它暗含的自我依赖愚弄了节俭主义。保守派认为，宗教和利润导向的商业活动本质上就不相容。17世纪，市场影响愈发普遍，一些人非常敌视企业家以自我为中心的算计精神，这些人可能是商人、地主、农民，或者制造商，他们仍不断向高利贷问题开火。15世纪和16世纪大部分有关高利贷的文献都在集中表述钱不能生钱的事实，而经济变革削弱了这条进攻路线。金钱作为资本已被证明是硕果累累。生产力的提高紧跟工农业投资而来，向许多人证明了收取利息是正当合理的，但这还需要一些新的论证。
在这场公众讨论中，荷兰人刺激了市场体系模型的成形。英国观察家在嫉妒和怀疑的刺激下，悉心揣摩如何效仿荷兰的非凡成就。17世纪，荷兰人从冲刷英国海岸的水域中捕获了成吨的鲱鱼，他们组建了欧洲最大的商船队，以最低的利率向外借贷，吸引西班牙黄金存入他们的银行，而且他们在波罗的海、地中海和西印度群岛的商业往来中击败了所有的挑战者。荷兰的繁荣就和它的土地一样，似乎是无中生有的创造。而不可避免地对比之下，西班牙这个金银矿的拥有者现在正徘徊在破产的边缘，只能更加让荷兰成功这个谜语扑朔迷离。
一方面，荷兰是反童话的代表。中世纪民间传说里，白手起家的英雄总是凭借英勇的行为才找到金盆或获得财富。小精灵术士、仙女教母和被制服的巨人都是巨大财富的授予人。西班牙在新大陆的壮举完全遵从了惯常的传奇模式。征服者利用军事实力赢得了印加和阿兹特克传说的矿山。甚至葡萄牙人不那么光彩的征服行动也符合获得财富“宝藏”的想象。他们冒险进入未知的海洋，勇敢开拓了一条通往东方财富的水路。
另一方面，荷兰人在用最平凡的方法赚钱。荷兰人最初的成功没有金银、香木、稀有宝石或奢华织物的光环。他们的快速平底船定期在北海海域来来往往，无休止地往复运送着欧洲的主要产物。勤劳的低地国家人民以这个并不光鲜的出发点开始，把他们的城市变成了世界商场。荷兰人总是在尽力追赶，但追赶并不容易，因为市场经济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人类活动的复杂混合体，这些活动似乎能自我维系。
经济推理的第一步是把价值、利润和各种比率等关键变量从它们参与的社会活动中分离出来。分析的这一步最困难，因为这一步要求我们不因嘈杂的真实的细节而分心。此外，17世纪，人们脑海中的社会往往就是国王与他的王国，而不会去思考这个社会内部相互作用的部分。荷兰人被公认为英国思想家走向分析的助力。
17世纪整整一百年的时间里，英国评论家在嫉妒羡慕恨的驱使下，一直在质疑市场对荷兰的意义。这提供了一种观察买进、卖出、生产、出借和货物交换的方法，独立的个人和政治考量往往掩盖了这些行为纯粹的经济要素。有时，只是为了表明荷兰可以推翻一项政策。1663年，议会撤销了对外国硬币出口的处罚——这项限制反映了增加国家黄金持有量的重商主义目标——荷兰人允许硬币自由进出国家，说服议员相信放开这项限制并不会造成什么伤害。
荷兰的成就利用恰当的贸易秩序热情地鼓舞了一些英国人，同时还推动了有投机偏好的人去寻找新市场经济的秘密春天。对荷兰经济的分析鼓励了市场抽象模型的建立，并且加快了对其中无形作用力的认识。随着市场的扩大，统一已知的价格取代了地方市场上面对面的讨价还价。总需求就像万有引力（1687年，牛顿解释过这个概念），表现出远方通过空间传递而来的力量。因为终端消费者与制造商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所以连接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步骤也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需要澄清。荷兰经济中对外贸易的优势可以用来研究这些关系。
荷兰的例子存在着表象与实质之间具有挑战性的矛盾，也表明了基于既定事实的期望与实际发生之间令人费解的分歧。荷兰人没有矿，怎么会有大量的硬币？荷兰人少有可供出口的自然资源，如何吸引其他国家的生产？荷兰人如何实现低利率和高地价？随着人口日益增加，荷兰人如何维持高工资？高价格和普遍繁荣在低地国家如何同时存在？17世纪中间的几十年，荷兰人是英国贸易商最有力的竞争对手，也是价值不可估量的原始数据的来源。
这一时期结束，有关市场关系的主要假设以某种方式进入了公共讨论，对后续的社会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购买与支付、雇用与收入、生产与销售，这些离散事实被编入了单一的、易于跟进调查、质疑和调整的经济范式。分析市场关系的核心是坚信存在一个可检测的秩序。但这不是统治者主持的政治秩序，而是人们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一致而有序的行为。
分析者否认主权能控制贸易，也没说明个别的市场决策是随机的，还是特殊的。相反，他们假设各个层级的运作形式具有一致性，进而寻找其中的因果关系。这反过来导向了一个信念，认为无政府状态不是外部控制的必然选择。文学作品中，人类本性冲动的老旧描述退出了讨论，取而代之的是描绘自私、精明且理性的市场参与者。很多旧词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如果在《牛津英语词典》里查找“职业生涯”（career）、“个体”（individual）、“专业知识”（expertise）、“利息”（interest）、“经理”（manager）这些单词，你会发现这些词在过去几个世纪中的含义变化，19世纪之前，“职业生涯”是指赛马，而直到17世纪，“个体”才适用于人。
东印度公司的成员为他们出口硬币的做法进行辩护，也加入了争论者的名单，但只要人们认为黄金储备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这个做法仍会受到怀疑。东印度公司成了无视公约赚钱的主要榜样。它的首航回报丰厚，能获得200%的利润，只有海盗行为可以超越。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东印度公司安定了下来，专心赚取每年20%以上的利息。因为东方客户的需求小于欧洲的供给，所以公司船运为了进货只能自掏腰包。
揭开货币的神秘面纱是托马斯·孟的小册子讲述的知识点之一，但货币揭秘并不简单，因为它与强烈的囤积本能背道而驰。货币揭秘藐视了人们的普遍观念，即认为对外贸易的全部意义就是聚敛金银。英国怎么会从减少金银储备中受益？国内消费耗费了英国的资本储备，王国如何保持健康？最好就是把英国货卖给外国人，换回他们的黄金。在稀缺社会的政权中，这个观念能够长期盛行是有道理的。鉴于传统的消费模式，囤积很可能比消费更好。贵族和上层人士的生活奢靡浮华，穷人则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他们对王国的财富都没作出什么贡献。但是随着购买新商品的新消费者出现，财富创造在国内就能完成。货币和商品可以互换。人们有时需要钱，有时需要商品。所有社会几乎如出一辙。
贸易差额解释了国家财富的增长方式，从而强调了生产，掩盖了消费的作用。而当特立独行的时尚精神显示出改变行为的力量时，贸易差额的真实性受到了挑战。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引进了廉价的印度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印花棉布的热潮。1690年，轧光印花布、印花棉布和纱布流行开来。这些不起眼的棉布开始只是使用于西装的衬里，后来演绎成了窗帘、床罩、挂毯、衬衫和连衣裙的印花风潮。[12]新面料的名称泄露了它们出身的秘密：“平纹胚布”（Calicut）和印度城市（卡利卡特）同名；“轧光印花布”（Chintz）在北印度语中是“斑驳的”意思；“泡泡纱”（seersucker）相当于波斯语的“条纹”；“条纹棉布”（gingham）是马来语的“条纹”。英国民众世代都包裹在羊毛和亚麻材质的服装里，现在却疯狂地追捧新颜色、新设计和新面料。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新面料的喜爱沿着社会阶梯快速下移，劳动者成了它新的消费群体。但这其中隐藏着冲突与摩擦。如果人们购买棉织品，就会减少购买羊毛和亚麻制品，而后两者正是英国布料产业的支柱商品。东印度公司曾派遣英国技工向印度的纺织品制造商展示如何设计符合英国品味的样式，同时英国国内的布料生产商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他们迫使政府下令禁止了大多数印度面料的进口。
很明显，色彩丰富的印度面料既装饰着女仆，也点缀了女主人的身体。在新消费品位的影响下，人们的开销变大了，而且会莫名其妙地有意花钱。国内市场的商业价值突然进入了经济学家的视野。经济学家说，需求弹性愈加明显。模仿、奢华之爱、虚荣，或者仅仅是爱美之心成了人类积极的驱动力——至少促进了经济——因为它们让人们更投入地工作，以便他们可以花更多的钱。年轻人本身就对流行搭配很敏感，而且伦敦年轻人的数量又不断增长，因此他们的消费转入了新方向，完全跟随工业化一起成熟。[13]正是这个新的消费盛况引发了一次积极的讨论，关于消费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国内的布料生产商为了报复，毫不客气地唤醒了人们有关贸易平衡理论的记忆，重新提起了世界财富是零和馅饼的假设，以及“全胜政策”的常用招数。他们强调了个体消费偏好与经济总体良好之间的区别。
一位热情洋溢的观察家仔细审视了印度棉的新品味，他详细论述这样一个事实，人“渴求稀有的一切，而他的欲望与这意愿一起膨胀，可以满足他的感官、点缀他的身体，并且许他一个轻松、愉悦和华丽的生活”。另一位时事评论家则与那些哀悼进口奢侈品流行的人展开了争论，他坚持认为，这些商品不仅不是罪恶之源，而且“确实促进了美德、勇气和心灵的提升，鼓励了行业的正当回报”。[14]圣经针对奢华之爱的禁令正在被经济发展的世俗热忱吞没。
东印度公司的捍卫者跳出来，解释了国内消费对国家有益的原因，这与国内储蓄、国外销售的重商主义观点之间矛盾重重。“贸易的马刺（英国作家喜欢与骑马相关的比喻），或者更确切地说，产业和独创性的主要刺激是人们过高的欲望，人们不惜一切地满足欲望，所以当别无他法时，他们愿意投入工作，如果人们仅仅满足于基本需求，我们只会有一个贫穷的世界。”[15]自由企业的拥护者是散布这些观点的先锋。他们还领悟到，如果劳动者可以改变习惯，更有规律地工作，他们就可以赚得更多，那么企业家也可以从他们身上挣钱。这种乐观主义违背了上层阶级的传统观念，他们一直认为凡夫俗子改不掉他们的坏习惯。东印度公司出口金条，进口商品供应国内消费，为了自身利益，它经常要应对这些假设说词。
消费热忱听上去就像是麦迪逊大道的宣传口号，但实际是一条有效结合了需求和纪律的信息。人们想要丰衣足食，就会为此努力工作。这一见解使一些作家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工资上涨，穷人就会增加他们在衣服和家具上的开支，而他们增加的消费正是他们生产的商品。这些言论表明，消费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这在当时是非常激进的想法。精英们一直都看不起穷人，所以他们不愿承认这些刺激经济的新主张。毕竟，长久以来，社会上层阶级控制下层阶级的正当理由都是因为他们认为普通人任性懒惰，而且很粗鲁。
1700年，英国人的工资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劳动者的工资。他们也吃得更好。一项有关18世纪欧洲人平均卡路里摄入量的研究表明，英国仅凭自己的粮食产出就能养活它80%的人口，所以英国人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他经济活动。[16]当时的人非常细致地描述了城市人民丰衣足食的一幕，琳琅满目的橱窗，以及工作日熙来攘往的人群。不断增长的英国工人阶级现在有能力购买新陶器、印花棉布、餐具和廉价的印刷图片。这个庞大的国内消费群体刺激了英国的商业扩张，充分阐释了依附市场的物质文化。
普通人搭建起了国家市场的基础架构。海外贸易则把国内贸易与正在扩张的全球商业串联了起来。物体的新附加值、对新产品的深嗜笃好以及城市社交带来的愉悦显示出人们已深陷于物质世界，消费显然已比节俭更有利于经济。人们离开了报酬低的农活，因此平均工资有所上涨。他们每周延长的工作时间证明了他们的劳动需求。节假日天数大幅减少，同时，工人的旧日喜好，不敬地被称为圣周一，即尚未从周末的宿醉中清醒过来的情况也越来越少，这都是他们为了满足自己对高工资的渴望。[17]18世纪，工人的年均工作日从250天增加到了300天。
低价棉的流行使羊毛生产商恐慌，他们用贸易平衡理论来解释，用优良的英国货币购买花哨的印度棉布究竟错在哪里。他们指望把经济描述成某种巨大的股份制贸易公司，人们为了囤积金条而通力合作。生产商和贸易商之间的利益冲突公开化，分析质量有所提高。许多时评家嘲笑愚蠢的重商主义观念。东印度公司的捍卫者指出，任何限制英国人购买本国商品的法律都会迫使他们为了自己的需求支出不必要的成本。消费者权利是个全新的概念，不符合传统的智慧。一些人很快重新构建了新的概念，认为经济是自利男女的聚合体，他们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贵族以前认为，他们和平民之间有一条巨大的、无法逾越的鸿沟，现在这些激进的言论动摇了他们的信念。对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司空见惯。
人们是欲望无限膨胀的消费动物，他们能把经济发展推向新水平的繁荣，这个想法激发了几十个作家的想象力，但他们是企业家，而不是道德家。国家财富始于刺激欲望而非组织生产的命题侵蚀了支持社会立法的理由。一旦自由贸易主张成为经济增长新解释的一部分，早期为了保证高价而精心管理贸易的商业智慧就会受到挑战，一个世纪以前，亚当·斯密就解释过在经济问题上自由为什么优于控制。
对流行时尚的反应可以表明一些需求是弹性的。如果需求是弹性的，那么经济的增长与繁荣就需要关注人们的品味和需求。甚至败家子也会被赞颂为社会的捐助者，因为即使他个人破产了，他的大笔开支也帮助了其他人，所以他不是守财奴。在这些新品味的背后，作家开始探讨调整个人支出的人类动机，他们发现了人类动力和市场机制，这些逐渐瓦解了静态的、金银导向的重商主义观点。自由贸易的支持者通过记述，描写了“多多益善”的包容态度带来的购物乐趣。人们也发现，英国的新消费者并不是莎士比亚戏剧里的冲动生物，他们在享受幻想之前，总是克制自己去努力工作。所以欲望牵引出必要的克制和警醒。正是这方方面面的原因，资本主义夺走了古老社会伦理的阵地。
18世纪，作家开始谈论人性，这是他们在当时创造出来的一个新术语。一位评论家说，“从农民到国王，所有人都是商人”。这是社会进步，不是社会均化，因为新的消费习惯证明了提振工人阶级的重要性，以前这个阶级总是被否定。社会过去常常根据功过和继承身份奖励人们。接纳市场回报，甚至称赞市场回报意味着认同利己主义参与者的集体行为形成的这个客观体系。虽然自然不平等的旧信仰转变为信奉平等的新观念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17世纪末，长征的第一步已经跨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