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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和英国的启蒙运动
18世纪，在对欧洲社会的变革至关重要的思想剧中，法国和英国有着迷人的关系。英国人以全新社会的姿态走进了这个世纪，这个新社会放弃了审查制度，并且在国王、贵族和平民之中进行了权力分配，用平衡宪法代替了政治专制主义（下议院并不完全代表普通民众。下议院成员积累的财富比贵族还多，但下议院仍是人民的象征）。而在法国，晦涩难懂的法律使想成为企业家的人陷入了困境。工人和农民都拥有阻碍经济发展的特权。无论是一个省、一位贵族、一项个人拥有的可继承的垄断权，还是一家企业、社会的绝大部分都可以抵抗一个名叫改变的怪物。
直到1787年，垂死的法国君主制仍坚持它不受制衡的权力，空虚的国库迫使国王召集了旧议会。这个议会差不多有两个世纪没召集过了，于是它迅速地变成了国民大会。这致命的一步使国家突然陷入了革命。也正是这一幕突破了羁绊、繁文缛节、许可证，还有注册公司的信件——使法国这个强大的巨人从所有拴住它的侏儒中突围而出。19世纪，法国奋起直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它的人均资本财富已经与英国不相上下。
法国革命的激进吓坏了大多数的英国人，他们享受了几代的经济繁荣，现在对任何惹是生非的行为都感到十分恐惧。这种保守主义影响了英国社会的所有阶层。比如，听说科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赞同1794年的法国革命，一群暴徒居然摧毁了他的房子。他因此逃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郊区。这一个世纪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不过在很多方面英国一直是法国革命的缘由。法国人阅读了英国的历史，研究过牛顿和洛克，他们看到了18世纪英国社会的开放、好奇、雄心勃勃、勤勉，从而催生了他们认为旧政权需要改革的想法，这个想法甚至比他们的初衷更重要。[49]
基础环境的明显变化对想象力的作用就像是哲学家提出的问题一样肯定。特别强烈的好奇心吸引西欧国家走上了创新之路，随着人们越来越漠视惯常做法，这条路也越走越宽。欧洲人在人类发明的广阔大道上遇见了他们自己，创造了他们自己的社会宇宙。这样的实现有着无法估量的影响，不符合他们的宗教传统。世界似乎不再是被研究且被崇尚的天成之物，而是被改进的在制品。
1776年，两本出版物和一份意外的文件对资本主义历史具有关键的影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托马斯·潘恩的《常识》，还有美国的《独立宣言》。斯密认为经济应该摆脱政府干预。他用大量有说服力的细节详述了他主张的“自然自由明显又单一的系统”。支持他这一经济想法的是一个人类行为的模型，这个模型明确地打破了人是不可预测、反复无常而又不负责任的传统观念。读一读他的话可以证明一个论点：“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性、经常性和不断的努力是国民财富赖以产生和增长的重大原因。”斯密还坚持认为：“促进保留的原则是改善我们条件的愿望，这种愿望尽管通常平静且不带感情，但与生俱来，而且直到我们走向坟墓才会离开我们。”[50]
正如牛顿看出了纷繁复杂的行星、流星和星辰等背后的一致性一样，斯密也发现了五花八门的商业交易中的稳定性，正是这些交易组成了市场。他描述的经济宇宙不受国家法律的限制，反而是国家受制于它的法律。斯密写道，以工业化告终的发明才刚刚开始，但已经有足够多的改进可以让他预言未来。
亚当·斯密推理的依据是意外后果定律，这是苏格兰哲学家一个有趣的洞见，他解释了自私自利的个人的意志如何支配行为，但是产生的结果对群体有益。最著名的例子当然是市场“看不见的手”，它用竞争把利润动机变成了一股正义的力量。斯密解释，“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51]这个概念有助于加深以下印象，即现实往往掩盖在表象之下。斯密一生都在面对他的事业发展，1723～1790年，有抱负的年轻面包师如果想找资金自己开店，与既有的竞争者进行有效的竞争还相对容易。后来，资本越来越集中，“看不见的手”很难再施展它的灵活性。
亚当·斯密和他的苏格兰同事提出了一段有关人类历史的推测性假说，他们认为人类社会最早是从狩猎和采野果开始，后来演变为游牧，再发展为定居的农民，最终形成了商业社会。而发现南美和北美的土著民族仍在狩猎和采野果，这一显著的观察事实有助于证实苏格兰人的假设。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历史是逐步改变的缓慢过程，而不是历史书上所说的，是偶然事件和大人物推动了历史前进。亚当·斯密谨慎地结合了经济事实，提出了一些主张，他认为人类是始终如一、纪律严明并且有合作精神的市场参与者，自然法则管理着自发性活动的领域，因为人类的品质非常可靠。
苏格兰人断言，人类历史并不像以前认为的那样，它没有在变化的周期中摇摆不定，相反的，是累积的不可逆转的改进的形态在推动新方向上的事件发展。时间随着人类历史一起在发展，这发展不仅只有变化。这一认识改变了欧洲人看待过去和未来的立场。伊甸园时刻提醒着基督徒，他们生活得很堕落，而文艺复兴则赞颂了古希腊。传统的周期变化的概念把人类生活与可观测的周期连在一起，从出生、茁壮成长到成熟，然后是不可避免的衰弱和死亡。而现在，因为时间都分配在了可靠的进程、序列模式和不可逆的轨迹中，所有人类活动的小溪流都可以看着汇入发展的大河，不过直到19世纪，货币这个术语才出现。一旦不可避免的退化这种辛酸的故事在人们的脑海中浮现时，发展的新脚本就会占据想象的空间。恐惧为希望腾出了空间。
托马斯·潘恩是希望最成功的代言人之一。1773年，潘恩移居宾夕法尼亚州，他为美洲的印第安人写了一本叫《常识》的书。他是一位难以征服的偶像破坏者和充满激情的斗士，他认为改革不只是能让雇主和地主获益，对普通男女也有好处。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攻击了英国人为之骄傲的平衡宪法的整体概念。他评述英国宪法是“在黑暗的奴隶时代建立的，所以它是光荣的”，潘恩诋毁了过去。他大方地引用圣经来解释国王为什么会把人遣往以色列以示惩罚。他把社会——后来，社会成为一个新单词和新概念——和政府进行了比较。社会源于自治组织，是奖励者，而政府虽然是必要的，但却是讨人厌的惩罚者。潘恩认为商业是战争的另一种替代选择，可以让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描述商业是“温和的方法”，把商业“同国防结合起来，我们的兵力和财富可以互相发生有利的作用”。[52]
潘恩停下了笔，不再继续写煽动性的传单，他全心全意地开始设计一座铁桥，后来这座桥落成了。为了满足自己对经济进步的热情，他加入了一个激进的政治讲坛。他主要抨击贵族社会的残余的不公，而不是工业社会的新弊端。他的作品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历史，不仅因为他推动美洲殖民地脱离了英国的控制，而且因为他也攻击了传统，这才是他受欢迎的原因。像潘恩这样的人钦佩创业型经济，因为它向人才开放，而不是为具有继承地位的人保留坐席。这在今天仍是事实，只是如今获得资金更难一些。
旧敌的威胁渐渐消失——至少它们已经消失在想象里。潘恩继续猛烈地抨击英国贵族，同时，新实业家更进一步地巩固了他们的权力。这个时代，普通劳动者失去了很多自由。19世纪，工厂主这个新固化的强大阶级为了行使他们的控制权，毫无缘由地随意利用着他们手中雇用和解雇的权利。他们拒绝接受工人与他们拥有同等自由的想法，他们使私有制成了额外的社会福利。因为工人试图在老板的私有财产上成立组织，而法律却保护他们，所以工厂主往往将工人运动视为对自由的攻击。对其他人而言，劳动者与管理者之间就安全、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等问题旷日持久的战争反驳了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结合。毫无疑问，这种结合确实曾经出现过，当时资本家正在对抗顽固的地主阶级。
18世纪，很明显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方式的累积影响正在形成体系。组织生产追求的是利润的回报，而不是为社会生存提供补给。在政府当局不进行干预的情况下，个人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并且自己决定如何使用这些资源。这些个人决策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对价格设定意义非凡的经济现实。信息以价格、利率或租金的形式在非正式的沟通网络中流动，进而影响了其他参与者的选择。雇主代替风俗习惯，组织人们完成工作任务。通过客观的市场运作，那些赚了钱的人获得了个人权力。强大的教会和地主阶级仍在不断地施加影响，但是他们也时常向那些在经济领域拥有权力的人低头。
我们追查了美国的工业化轨迹，发现工业化在奴隶制中也参过一脚。奴隶制在美国和英国经济的主导部门——纺织制造业的转型中发挥了战略作用。19世纪，美国北方和南方形成了某种兼容的经济关系。北方的制造商为南方的种植园主提供衣服、木材和工具，而南方的种植园主则把他们的资本集中在棉花生产上。19世纪50年代以前，棉花一直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出口商品。如果没有来自南方奴隶制的利润，美国经济肯定会发展得慢一些，但本质上，节奏慢并不是不前进。
对工薪阶层的自由的限制通常很难发现，但是奴隶制的锁链实在太过明显。我在这一章的开始就已经将加勒比地区糖料种植园对奴隶劳工的剥削与导致工业革命的发明联系在了一起。物质与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由相同的利润动机驱动，并且利用的是相同的资金，但是到18世纪末，它们发生了严重的背离。在历史上知识发展最丰富的一段时期，国内出现了工业创新；而奴隶制在视线之外偏远落后的地方一派繁荣，但也并未被完全遗忘。情感进一步划分了物质与文化。国内的社会进步充分证明，神奇的机器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曾为大西洋奴隶制度创造过机会的沉睡的良知。
推进人权事业的原因不知从哪里跳了出来，鼓舞了18世纪的两代改革者。[53]许多新主张呼吁关注人们和他们演变的本性。当时，所有的目光都落在了丰富的食品货架、大量的布料、瓷器、书籍、工具和橱窗展示的小玩意儿上，而在此之前，这个可能的——这个可能性随着时间不断加大——有利的变化已经舞动了起来。过去一再重演，这一点似乎非常肯定，现在所有人都在憧憬未来。
道德持续发酵，人道主义的新精神感染了西欧大众的想象。好奇心做出了新承诺，受启发的组织转而发起了政治运动。论战的宣传册、奴隶的回忆录、贸易参与者的见证将锁链下非洲人的形象生动地推上了前台。很明显，为自由而战与坚持奴隶制之间的矛盾令美国革命领袖和他们的英国对手非常尴尬。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在有关“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普遍权利上与英国决裂。《独立宣言》发表四年后，宾夕法尼亚州的议会废除了奴隶制。根据《十三州邦联宪法》，宾夕法尼亚实际上是一个主权州，所以它成了第一个证明像圣经一样古老的体制可以通过民选立法机关的作用而和平结束的政府。
北方的其他州跟随宾夕法尼亚州进入了新时代。1801年，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之间的州界，梅森—迪克森线成为美国自由和奴隶劳动之间分化的象征。北方各州逐步地废止法律强制规定，某一特定日期以后出生的奴隶，只要年龄到了25岁、26岁或28岁，就可以获得自由。而在南方，反对奴隶制的社团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发展起来，所以奴隶制因利润丰厚的棉花种植又维持了40年。英国人总是把法令应用在远离母国的属地岛屿，而美国的北方人则不同，他们和解放的奴隶生活在一起。北方各州的奴隶远比南方的要少，但是据估计，奴隶在曼哈顿的劳动人口中仍能占到1/4。纽约的法律否认了持有人类财产的合法性，构成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私有财产的和平入侵。1868年，美国内战使始于宾夕法尼亚州的《第十四条修正案》进入了联邦宪法。如果有人还在怀疑平凡世界中的思想是否具有力量，看看结束奴隶制的运动就知道了。
今天，世界各地都能看到资本主义顺利发展的迷人实验，但是最初，至少有三个世纪，资本主义都只停留在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的动力带着欧洲人和他们的运作模式一起环游世界。一旦资本主义成为完整的体系，拥有了可以增强自己力量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习性，它就会随时准备着粉碎对它扩张的反对。在成功的磨砺下，西欧人的气质——对新奇、进取、坚韧、独创和优越感的开放态度——愈加清晰可见。这正是世界其他地方了解、钦佩和敬畏的欧洲，也是培育自然权利、民主和人道主义情感的文化。
[1] These were the War of the League of Augsburg（1689-1697），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1702-1713），War of Jenkins’s Ear（1739-1741），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1740-1748），Seven Years’War（1756-1763），War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777-1783），War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1792-1800），Napoleonic Wars（1803-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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