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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也是文化体系
经济体制不会孤立存在,它总是与国家的法律和习俗紧密联系。尽管资本主义依靠的是个人意愿和个别选择,但这种关联仍存在。经济一直影响着社会,而社会习俗反过来也引导了人们的欲望和野心。社会惯例决定了家庭规模,而家庭规模又影响了种群动态。无论是地主,还是农民,无论是贸易商,还是制造商,他们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是纯粹的经济参与者,他们都有复杂的社会需求,并且在社会中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他们是父母、国民、邻居,也是教会、政党或志愿团体的成员。当代的企业家、公司高管、银行家以及股票和债券的大股东在财务上拥有共同的利益,特别是他们都想使资本免征税并使企业免受监管,我们因此可以把他们看成某种资产阶级的构成。然而,即使这样一群人也不会只是资本家,他们还是父母、运动员、枪支所有者、天主教徒、福音派新教徒、匿名戒酒者协会(Alcoholics Anonymous,简称AA)会员、美好生活的爱好者、自然主义者、环保主义者或者艺术赞助人。
这本书的基本论调之一是,资本主义并非不可阻挡、不可避免,它也不是注定出现。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小题大做?为什么还要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种子不是在中世纪生根,资本主义的心态不是与生俱来?这到底是为什么?因为这些概念不正确。资本主义一旦违反了传统,强大的推力就是它必然在人类舞台上出现的主要原因。
如今,抗拒资本主义方式的社会似乎很反常。然而,欧洲实际上也偏离了全球基准。更重要的还有一点:我们不应该把第一个实现资本主义转变的国家当成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模板,因为发展的过程永远不可能被复制。英国最先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其后采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并不需具备实现首次突破所需的相同的品质。这也适用于现今走入资本主义的国家,复制和创新并不一样。
因为资本主义在英国萌芽,所以进入人类历史的农业改良、全球探索和科学进步等资本主义方式都带着英式口音。18、19世纪,很多国家都追随英国的脚步,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强国之路。换言之,市场经济对非英语国家保留了一丝异国气息,资本主义是第二语言。英国的邻居和对手除了模仿它别无选择,这也就是18世纪法国人惊叹的英国奇迹。其他国家严丝合缝地发展出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变体,往往使某种风俗习惯避免了资本主义规则的冲击。随着西欧人去非洲、中东、印度和东印度群岛开采资源,资本主义也被强加给了那里的人民。还有一些人,比如北美和南美的原住居民,当欧洲人威胁到他们原本的生活方式时,他们就开始撤退,慢慢变成了故土的陌生人。
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发展,而不是普世原则的发现,意识到这一点使一个观点更加清晰: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国家的发展潜力还有待发掘。资本主义作为经济制度影响了整个社会,每个国家都以自己的方式在改变它的价值观和行为。所以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文化、偶然性和威权的角色也很关键,不应该被掩埋。每一代的市场都在变化,所以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各种可能。
资本主义在推力的作用下夺得了冠军奖牌,也在前进的过程中坚持了自然品质。所有文化都很自然,依靠的是人们天生的品性,还有人们滋生的许多潜能。并非人类所有的特质都能在每一种文化中发挥作用。文化是选择机制,可以挑拣不同的人类技能和习性,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为某个群体糅合成独有的方式。生物学、表观遗传学的新兴领域研究了在特定环境下,人类的某些基因如何被激活,又如何遗传给后代。如果没有环境的触发,基因是惰性的。这说明生物学和文化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交互,远远超出了我们熟悉的遗传与环境的关系。所有的人都是自利的,但什么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更多地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社会。
我们目前的经济分析方法掩盖了经济与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结。专业的经济学家总是利用数学精度来分析资本主义。他们构建数学模型解释了市场行为,却往往忽略了社会关系集结势必产生的混乱。所有经济学家精准预测的前提假设都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他一切保持恒常——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哲学家用“物化”这个词表示要把某个概念具体化,而不只是谈论方式方法。经济学家的课题总是在说单一的事物,而不是作为整体的风俗、习惯和体系。我认为这存在危险,也希望自己不要靠得太近。我用“资本主义”作句子的主语时,始终把资本家看成企业经营者,他们利用自己的资源开办企业,组织业务集群,一心想通过生产获得回报。
你们读了这么多定义一定觉得昏昏欲睡,可是为了铺垫后文,这一段的枯燥其实很值得。我还想进一步区分资本主义推进和随着旧制度出现的不同现象。人们指责资本主义带来了社会弊病,长久以来造成了极大的痛苦。说到这些,“《启示录》四骑士”——战争、饥饿、瘟疫、死亡——会立即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毫无吸引力的个人动机以及贪婪冷漠的性格往往投射在资本家的身上。贪婪几乎和《汉谟拉比法典》一样古老。资本主义是第一个依赖贪婪的经济制度——至少亚当·斯密说过,资本主义取决于人们改善自身条件的欲望。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资本主义真是该死的诚实。不过贪婪也可以让企业家处于劣势。资本家一直很贪婪,但是资本主义的显著特点是其惊人的创富能力。这些财富的力量改变了传统社会,并持续使人类社会取得非凡的成就。
资本主义改变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最惊人的是它对女性的影响。资本主义利用两波浪潮颠覆了女性的生活,第一波是虐待,第二波是解放。每个国家工业化的初期,女性都会被带出村舍和村庄,被扔进工厂车间完成每天12~14个小时令人肌肉酸痛的乏味工作。以前,这种长时间的劳动对她们来说既不必要也不需要。
第二波浪潮是始于19世纪的避孕技术。高生活水平和低生育率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妇女因此受益。今天,在资本主义家园里,夫妻生育的孩子甚至不能支撑国家的人口结构。女性几乎和男性一样,也进入了每个行业细分的劳动力市场。出生率仍在下降,为了适应父母都在外工作的家庭,婚姻的角色也在慢慢调整。
资本主义的特点不是剥削,而是创富。只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实力和全球影响力,剥削可以算是它鲜明的特征。这个创富的制度给损失惨重的冒险和人类的歹毒行为创造了环境,而且有时还鼓励它们,如果没考虑这些冒险和恶行,我们也不会颂扬资本主义制度的好处。资本家和政府主持了资本主义事业,却无法一肩挑起《启示录》预言的人类灾难的责任,当今的许多弊病在历史上也一直隐隐作痛,尤其是那些成功背后固有的顽疾。引发工业革命的发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化石燃料,开始是煤,后来是石油。这极大地扩展了生产范围,打破了经济的局限性,使土地不再只用来种植粮食和生产木材。时移世易,无情的革命加大了自然资源的利用,伴随而来的是环境不可避免的退化。“地球还能维持这些资本主义的成功吗?”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资本主义自16世纪开始,持续制造了一些紧张局势。稀缺处处存在的社会通常可以容忍极端财富的存在,而资本主义的创富能力过于突出,经济和政治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又太过明显,因此饱受批评。如果社会存在不能解决温饱的风险,政府干预不难接受,但如果参与者拥有了最大自由度,制度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那么政府干预就不会再受欢迎。缺乏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致使繁荣与萧条周期性出现,这一点现在家喻户晓。这些问题不断浮出资本主义历史的水面。为此找到公正的解决方案仍然是个不小的挑战。
资本主义的大多数决策是资本家的权利。企业需要雇人,所以资本家需要依赖他人的劳动。反过来,工人也依靠雇主的工资养家糊口。普通人一旦脱离了土地和工具,就失去了谋生的资源,因此不得不走出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我们谈论工作形式时,并不是总能说清楚雇主和工人之间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自由企业”里,“自由”这个形容词只是资本主义威逼利诱的遮羞布,达成了粉饰意识形态的目的。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工作,但他们只要有衣食住行的需求,就不能摆脱工作。而雇主自身不存在这样的约束。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自由”——贸易、企业、市场——都满是修辞色彩,为了避免千篇一律地重复“资本主义”,我会谨慎地使用这些措辞。
资本主义制度性质明确,可以让我们更明智地制定政策方针。资本主义是文化制度,是一般惯例,不是自然系统。它就像天气,可以反映出美国的外交政策,而且政策建立的条件和资本主义的假设基本一致。反对者认为,市场不是自我调节的体系。我们是市场的个别参与者,也是收取或支付工人生活工资的社会成员,经济自主权的假设使我们很难看清,市场实际是在为我们服务,它为我们提供了全民医疗保险和好学校,并将人道主义发扬到了全世界。在资本主义占领高地的关键时刻,文化影响和社会实现的价值在概念上仍旧模棱两可。我们需要把这些清晰化。
在这本书中,我想要陈述的资本主义历史不再是一幕道德剧,里面的人物也不是非黑即白。虽然每段历史都少不了道德意义,但是历史学家必须保持中立的态度。他们必须能够识别出道德如何影响了人们过往的行为。经济学家喜欢把自己的学科看作一门科学,他们尽量弱化了财富分配的道德色彩,可忽视人们强大的是非之心其实只是在逃避现实。经济生活怎么会与我们的价值观,进而与我们的政治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民主国家的人民加深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可以在经济制度的形成中起到更积极、更有利的作用。如果你不同意我关于资本主义历史的说法,那么我的这些话似乎有点自以为是。不过,我提出的只是意向,而不是结论,究竟相信什么还是要由你自己决定。
在结束引言前,我想重申一下自己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资本主义是深植在经济实践中的文化体制,这些经济实践围绕着私人投资者的要求展开,从而获取利益。逐利通常会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比如推动劳动分工,产生规模经济,提升专业化,扩大某个商品市场,尤其是发起创新。因为资本主义是文化体制,而不单单是经济制度,所以不能只用物质要素来诠释它。资本主义方式一开始就招致了铺天盖地的批评和抵抗。在这一投资者驱动的经济里,竞争让所有参与者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投入他们的资金,推销他们的产品,或是出卖他们的劳力。从18世纪利用燃煤和水产生蒸汽开始,一系列利用自然能源的发明使经济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化石燃料。煤和石油一度被认为是无穷无尽的,可是如今它们成了稀缺资源,这不禁让我们怀疑,我们的经济体制是否仍可持续。
我的挑战是要提起你们对一个极为熟悉的制度的兴趣。你们熟悉这个体制,因为一个概念曾经告诉你们,人性存在某些资本主义固有的东西,而这种说法实际上遮掩了资本主义和传统经济之间真正的冲突。资本主义在17世纪的历史舞台上显身,从根本上背离了古老的习俗。资本主义方式侵蚀了传统社会的道德观念,进而获得了立足点,占据了有利位置。自此之后,资本主义的创富能力才变得更有说服力。西方企业家总是想要“更多”,这种冲劲鞭打着他们满世界地寻找商品和劳动力。他们自我驱动,掀起了一场资本主义的无情革命。
[1] Simon Winchester,“Historical Tremors,” New York Times,May 15,2008.
[2] Jared Diamond,Guns,Germs,and Steel:The Fate of Human Societies(New York,1997). See also Gregory Clark,(Princeton,2007).
[3] David S. Landes,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New York,1997);Alfred F. Crosby,Jr.,The Measure of Reality:Quantification and Western Society,1250-1600(New York,2000),reviewed by Roger Hart,Margaret Jacob,and Jack A. Goldstone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5(2000):486-508;Deepak Lal,Unintended Consequences(Cambridge,1998). See also David Levine,At the Dawn of Modernity:Biology,Culture,and Material Life in Europe after the Year 10OO(Berkeley,2001).
[4] 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r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2000). The critical literature on this proposition is best covered in James M. Bryant,“The West and the Rest Revisited:Debating Capitalist Origins,European Colonialism,and the Advent of Modernity,”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31(2006). See also David Landes,“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in Maxine Berg and Kristine Bruland,eds.,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in Europe:Historical Perspectives(Northampton,MA,1998),19-38. For a more sympathetic response to Pomeranz,see P.H.H. Vries,“Are Coal and Colonies Really Crucial?Kenneth Pomeranz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12(2001).
[5] Jack A. Goldstone,“Efflorescenc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World History:Rethinking the‘Rise of the West’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13(2002).
[6] Karl Marx,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1977[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59]).
[7] Max 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trans. by Talcott Parsons(New York,1958[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y in 1904-05]),47-62.
[8] Adam Smith,A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New York,1937[Modern Library ed.]),306,3,13,and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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