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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资本主义的泵
改良的农业技术没有止步于提高产量，它们还颠覆了旧有的农业秩序。它们为市场进行生产，用所有的实际调整取代了传统和继承身份指引的固定生活方式。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有一个观点很正确，即新所有者阶级具有一致性，他们会用影响力和资金去保护对他们利益有利的政策。讽刺的是，这次复杂的社会重排最初竟然被视为一次自然的进程。改良地主运动的一部分是要使地主摆脱旧限制，这些限制在反对独占、垄断和倒卖的法律里都有所提及，只是修辞上有点夸张。争论者和时评人开始谈论市场生产，说它是对抗政治干预的自然系统。
继续前面的话题，丰收还有另一个智力上的影响。丰收让人们更少体会到变化的威胁、更少屈从于自然，也更不容易接受权威。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紧急情况下，我们的心理模板是不同的。我们会焦虑和害怕。我们接受领导者的权威；别人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前现代社会一直处于灾难的边缘，摇摇欲坠。恐惧的退去腾出了地方，人们可以更乐观地分析未来，更积极地评估人类的能力。人们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17世纪中期，英国的人口和价格都趋于稳定，1730年以后才开始再次爬升。过去三千年，世界人口总是在扩增和缩减之间振荡，但是从18世纪开始，人口的基准值一直保持到现在。与以前欧洲人口手风琴模式波动不同，这次的人口增长奠定了未来增长的新基础，每一族群的人口基数都更加庞大，世界人口从此开始猛增。食品供应不时出现严重紧张，但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到可以维持新的人口水平。1700年，路易十四统治着2000万法国人，到1914年，法国人口变成了整整4000万。英国人口增长得更快。英国的北美殖民地——算上来自西北欧的男男女女——人口数量差不多每隔25年就翻一番。
因为从1860年开始，英国官员才对农业产量保持系统的记录，所以我这里给出的数字都是根据农民保存的账簿和有关租约的诉讼记录中推测出来的。1520年，英国约80%的人口务农，在正常情况下，100个家庭可以生产足够养活125个家庭的粮食。额外的25个家庭组成了国家的军人、神职人员、王室官员，以及零售商、机械师、批发商和工匠。1600年开始，英国农业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1800年，英国只有36%的成年男性劳动力还在务农，而这些农户产出的粮食可以养活自己和其余60%的家庭。这意味着社会的政治、宗教和商业领域的人员数量增加了三倍。后来的半个世纪，农业人口的比例继续减少到总人口的25%。与此同时，其他欧洲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仍保持在60%～80%，而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的人口数量也在同步增长。[11]19世纪中期，法国还没有进行市场整合，而英国在17世纪末就已经完成了。
为了理解新农业实践招致的愤怒，我们需要再回看一眼传统的农耕世界。农业一直围绕着村庄展开，除了村民播种和收割的土地，多数村庄都有大面积的共同耕地。即使每个村民都只耕种自己的土地，但何时种植、何时收割、何时拾穗还是由集体决定。软弱和不负责任与能干和勤奋编织在同一张责任网络中。农村也居住着佃农，他们有一两英亩农田种植作物，饲养家禽。他们与签订年度合同的差役和零工一样，在他人的农场上工作。到16世纪初，私人农场几乎取代了先前的旷野，但是抛开法律不谈，旧日理想作为——良好的——理想仍阴魂不散。
食品价格持续上涨，把余下的公共地块并入独立的私人农场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政府为了防止粮食短缺投入了巨资，所以这样的圈地需要议会律例。顾名思义，圈地圈的是以前开放的田地。16世纪上半期，羊毛价格高起，一些英国地主把他们的耕地变成了牧羊场。圈地把租户赶出了土地。租户从此变成了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走在路上寻找工作和食物的“无主之人”。尽管圈地运动引发了人们的不满，广受非议，但它仍一直持续到羊毛价格再次下降才停止。17世纪，围栏建立谷物耕作的私有农场大体上就已经完成了，但这次圈地仍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影响。圈地创造了就业岗位，生产了更多的粮食，所以它们没有让政府官员焦虑。它们看起来更像是优化的农田管理，而其他经济活动皆源于这个母体。
共同田地的协作耕耘、除草、收割创建了工作、娱乐和典礼的模式，强化了村庄的团体生活。圈地则使每个人离开了这个群体义务和活动的网络。它允许个人组织自己的资源，由此带来了贫富之间更大的差距。主要生产者变成了单个家庭，而不是一群协调季节性任务周期的村民，共同命运的意识逐渐淡化。
与其他许多变化不同，整合与围住曾经开放的田地非常引人注目。圈地运动引起了很多评论。对道德家来说，社区农业值得维持，因为它教会了人们彼此的职责。但是17世纪中期，新农业技术的倡导者积极挑战了这个论点。他们认为如果农民可以按照自己的轮作周期，灵活地铺建牧场，或者种植谷物和牧草，那么生产力获得的提升会非常惊人。争议唤起了不同的理想。珍惜穷人和培养兄弟之爱与利用自己的才智、远见、自律和知识来增加自然的恩赐之间展开了角逐。
17世纪50年代，两位牧师做起了宣传册的生意，这些小册子以极大的热情探讨了这些选项。牧师约翰·摩尔（John Moore）全力攻击圈地运动，从而引发了这次交流：圈地运动把农夫变成了佃农，进而毁灭了他们，因为他们利用这么小块的地，无法养活他们的家庭。圈地鼓励了对不热爱主的穷人的漠不关心。牧师约瑟夫·李（Joseph Lee）匿名回应了这次攻击，他认同不照顾穷人是一种罪恶，但是圈地运动后，租户和自由租地农更有机会挣脱贫困。生产力提高正是圈地的优点。李解释说：“一英亩的君主将会获得更多的利润，他可以和40人共同分享。”虽然争论的核心是优势，李还是强烈建议，人们有权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是被团体福祉的理念禁锢。[12]当时的人反复斟酌这些经济方式，因为这些方式既没有在圣经中被禁止，也很少与社会传统相关联，所以类似的论辩战线一再出现。
16世纪末，同样出于对重整旧有社会结构的关心，英国通过了《济贫法》，重申了社会对养活民众和满足其工作需要的承诺。这部法律颁布后，每个教区即地方政府的基本单位都设置了两名济贫助理的岗位。英国所有的男女儿童都有权在需要的时候，从他或她出生的教区获得救济。在发放救济前，教区官员会确认申请人是否符合条件。一位济贫助理概括了这部法律的要旨：“为那些即将劳动的人效力，惩罚那些好逸恶劳的人，把面包给那些没劳动能力的人。”[13]这部法律的条款明确了社区的责任，即要么给予户外救援，要么提供室内保健设施。从开放的田地变成封闭的私人农场的漫长过程中，越来越多曾经定居村庄的人变成了贫穷的佃农或者流动劳动力，所以这部法律也越来越重要。
17世纪末，一位名叫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的公务员编辑了一份国家社会类别的详细清单，我们由此可以大致了解英国贫困人口的规模。他草拟的清单有不同的编号，其中包括男爵、店主等有法律地位的人，也包括流浪汉。[14]学者们仔细研究并且修正了金的这份令人着迷的清单。他总结的一个事实触目惊心，即超过一半的英国人必须求助于某种形式的慈善才能度过一年。一个世纪前，这个群体可能更庞大，当时大批的乞丐和流浪汉使有产阶级惶恐不安。这种担忧推动建立了所有劳动合同的标准，并且将定居人口的理念写进了法律，在所有定居人口中，每个工人都有他的社会上级。雇主必须留用员工至少一年，而且要遵守工资的法定限制。
虽然农业改良使很多人失业，但是也让更多的人活了下来。人口史学家在重建谷物价格升降与出生率和死亡率升降之间的关系时，偶然发现了英国经济历史上的重要基准。他们发现，1648～1650年农业歉收非常严重，粮食价格飙升，但是伴生的死亡并没增多。食品价格尽管仍不时暴涨，但是饥馑不再是灾难。到1700年，英国每年的农产品产量至少是其他欧洲国家的两倍，而且这个差距一直保持到19世纪50年代。[15]
英国人并不知道他们已经越过了障碍，与自己的过去和同时代的其他社会分开。他们确实做到了。17世纪中期过后，饥荒不再能威胁英国人。长期的营养不良却仍徘徊在欧洲最底层20%的人口中，到18世纪也没有完全消失。提高的农业生产力，连同粮食供应短缺时，可以从其他地方获得粮食的购买力一起消灭了英国海岸的“《启示录》四骑士”之一的饥荒。维持严格社会秩序的强大理由悄然消失，留下了一组慢慢过时的社会惯例。1819年，最后一场大饥荒使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明显地区分开来，更不用说和世界其他地区，它们还在与粮食短缺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尽管农业革命很混乱，但它提高了每个人的生存机会。食品和其他商品的内陆交易愈加密集。在欧洲，单一的国家市场，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成形。因为粮食歉收很少同时打击所有地区，所以全国范围的商业网络创造了另一道对抗饥荒的堤防。现在这些联系方式——交通运输系统、中间商以及支付手段——可以将食品运往粮食匮乏的地方。如果穷人买不起食物，那么政府可以买单。国家市场的形成反映的不只是良好的公路系统，还证明农民愿意将他们收割的庄稼运往本地之外的区域。他们这么做了，但并不总是很愉快。当时曾有人感叹：“‘我们’在每个教区曾有一种市场，可以提供大部分的国内商品。我们不用被迫把玉米运去只有天知道的地方，与只有天知道的人交易，以只有天知道的价格出售，也只有天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收到钱。”[16]
17世纪上半期，英国和荷兰是仅有的提高了养活人民能力的两个欧洲国家。半个世纪后，它们又是最早实现人口和收入同时增加的两个国家。与其他欧洲国家对比后，我们可以看出农业改进带来的巨大差异。欧洲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以及一连串的风暴和冰点天气造成的破坏从俄罗斯一直延伸到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农耕方式仍然保持不变。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的人口增长更是加剧了农业生产力的下降。[17]俄罗斯和波兰的远东地区的地主通过农奴制把农民与土地捆绑在一起，消除了改善农业惯例的动力。波罗的海的地主为了应对粮食价格上涨，把更多的土地用于耕作，但是他们不关心农民的福利，他们以牺牲国内的饥民为代价，把粮食运到国外市场获取利润。
法国的农民可以获取荷兰农业改进的信息，而且法国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也与荷兰相似，但直到18世纪，法国的农业也没有开始改良。黑死病导致的人口缩减使法国农民更紧紧攥着手中的土地，但是他们也得承担许多法律责任。16世纪，人口开始上升，更多的子孙意味着家庭地块不得不划分。这种财产的分割使这些家庭必须依靠更小块的土地挣扎度日。法国没有英国那样丰富的河流和运河网络来运输粮食。覆盖法国乡村的封建特权错综复杂的像个迷宫。区域之间的货物运输很困难，所以法国一个地区的人快饿死了，另一个地方却仍有充足的粮食。
法国的贸易和制造业表现抢眼，但农业停滞不前。随着贵族地主和国家对农民微薄收入的抽成越来越多，法国农民的苦难不断增加。法国地主没手段改变贫困农民的农业技术，但他们可以恢复并且也确实恢复了旧的封建特权，随着价格上涨，他们可以榨取更多的钱。即使国王一直保护农民免受咄咄逼人的地主的折磨，但他也向农民索取了越来越高的税金。[18]直到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才针对所谓的旧制度完成了有意义的旧制度（ancien régime）的改革。
1787～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热心的英国农业改革者阿瑟·杨（Arthur Young）在西班牙和法国旅行，西班牙对农业的忽视以及法国的贫穷让他感到惊讶。杨观察到一个现象，某个地区的穷人出门不穿鞋，他明确指出了一个至今仍困扰经济的问题。他认为，普遍的贫困破坏了国家繁荣的根基，因为只有穷人可以大量消费了，其他行业才能生存发展。[19]在他看来，工人的双重角色十分明显。保持工人的低收入可以使商品降低成本，但同时也限制了这些商品的市场规模。杨批评了政府干预，他指出法国的古老特权阻碍了所有货物的流通，甚至包括闹饥荒时的谷物流通。
用更少的工人、以更低的成本养活更多的人，这样一来，其余的人可以从事其他职业，而且每个人口袋里有更多的钱可以购买陶器、餐具、印度棉、书籍，以及从鞋子到马鞍等一系列皮革制品。当英国农民从养活6个家庭变为满足30个家庭的需要时，他们完成了一次生产力的惊人转变。粮食产量的稳定增长也为人们的生活引入了一项新的必然措施。饥荒消灭后的一代，消费者和投资者放下了与恐惧关联的谨慎，他们开始用储蓄进行风险投资。新机器迎来了制造业的新时代，但这些精巧设计与高效的农业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农业革命不能生产这些对工业化很关键的发明，但是如果没有充裕的粮食，经济不能为所有社会成员全力生产粮食，这些发明只会局限在小范围的经济之内。
与早期加快商业节奏不同，用更少的钱和更少的工人生产更多的粮食为其他经济活动释放了人力和资金等重要资源，其中一些经济活动是以前无法想象的。在早期现代的混乱革命中，农业革命的影响最深远。然而这场革命在研究时常常被忽略，因为它不像迷人的香料、陶瓷和纺织品贸易那样显眼，也不像宣告“西方的崛起”和工业力量的机器进步那样神奇。
对继承父辈身份的人来说，乡村生活没有改变，但是他们的兄弟姐妹失去了一生指定的角色。他们因为不可逆转的变化而流离失所，他们四处流浪，在附近的城镇寻找工作，或是走进森林和山地草甸安家落户，成为非法占有者。农业的商业化使许多人开始为工资而工作。一旦从传统的农业秩序中连根拔起，他们就会失去农民身份，被迫加入现代化社会的工人阶级，在这个社会中，老主顾很少，就业很不确定。一些人四处迁徙，成为季节性劳动力。许多人移居伦敦，少数人抓住了不断成熟的商业和不断发展的工业创造的机会。另一些人则总是在寻找工作，他们的脚步始终追赶着经济扩张的进程。
自此，英国人分成了两类，在百年内被迫改变的人和原地不动的人。接下来的几十年，他们的经历是整个欧洲农民未来使命的预先排演。数百万人横渡大西洋，在北美和南美建立了欧洲的滩头阵地，而他们的兄弟姐妹则成为新兴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今时今日的饥荒使我们想起养活一个社会是怎样复杂的挑战，同时也让我们知道农业革命如何为资本主义创造机会。
[1] Alfred W. Crosby，Jr.，The Columbian Exchange：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Westport，CT，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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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eter Laslett，The World We Have Lost（New York，1965），1. I have converted English currency to American dol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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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Quoted in Joyce Oldham Appleby，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Princeton，1978），59-64.
[13] Quoted in Joyce Oldham Appleby，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Princeton，197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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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Brenner，“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68-72.
[19] Arthur Young，Travels in France during the years 1787，1788，and 1789（Dublin，1793），Ⅰ∶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