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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非洲的欧洲传教士
西方探险的活动范围令人吃惊，所以我们很难想象19世纪50年代以前，居然几乎没有人了解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不知何故，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没有像北美、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和印度那样成为欧洲的殖民地。致命的疾病，尤其是疟疾使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成了欧洲人的死亡陷阱。而不同寻常的是，大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却只身打开了非洲大陆的东部地区。
利文斯通的生活阅历令常人羞愧。10岁到24岁他在家乡苏格兰的纺织厂工作，青年时，他如梦初醒，开始信仰并学习基督教，而且自学了大学教育要求的拉丁文。他甚至发明了一种阅读方法，在14小时轮班的时候，把书固定在珍妮纺纱机上进行阅读。他后来存够了钱，到格拉斯哥和伦敦的医学院读书，又从那里作为医疗传教士去了南非，在南非，他很快通过婚姻成了著名传教士家庭中的一员。1841年，利文斯通到达了开普敦，不久后，他就找到了两项使命，基督教治疗师和无畏的探险家。这两项工作成了利文斯通的终生事业，他组织探险，走进了“最黑的非洲”，这个通俗的名称不仅说明着这片土地缺乏知识，而且让人想起那里深色皮肤的居民。
利文斯通直至去世都在旅行，他靠双脚和牛到达非洲大陆的中心，顺着河道航行，爬山下坡，沿着山脉行走，去到了以前从没有白人去过的地方。他徒步穿越了数千英里的广袤大地，走过了原始的热带稀树草原、高原、沙漠、湖泊、溪流和急流，他的日记里满是有关非洲植物、动物和居民的生动描述，还不时穿插着表达一下他对基督教信仰的笃定。利文斯通是第一个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穿越了非洲大陆的欧洲人。他在艰苦的旅程中发现了非洲的刚毅之美。他曾与两只狮子对峙，还体验过疟疾发作的痛苦，侥幸捡回了一条命，他详细记录了自己治疗疟疾等疾病的经验，他认为奎宁是有效对抗疟疾的药物。不过后面的探险家就没那么幸运了。直到2006年，疟疾仍是致命的疾病，每年都有100万非洲婴儿因此丧命。
利文斯通无意间透露的细节挑动了同胞的贪婪之念，他口中的非洲大地到处都是崭新的资源。1857年，利文斯通返回英国，出版了《传教士游记》和《南非研究》，着迷于这两本书的读者和如今《夺宝奇兵》的粉丝一样多。但是利文斯通不是印第安纳·琼斯（Indiana Jones）。他是大家公认的最温和的人，这个特点也解释了他为什么总能成功地说服部落卸下对他闯入的敌意。
利文斯通把医术和基督教信仰传给了他遇见的人，并且在中非地区亲眼见识了穆斯林和讲斯瓦西里语的非洲人进行的活生生的奴隶交易。19世纪，强势的阿拉伯领袖从东西海岸进入非洲，改变了许多部落的信仰。阿拉伯人也奴役过非洲人，并把他们卖给桑给巴尔、波斯、马达加斯加和阿拉伯半岛种植园的买家。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利文斯通致力于揭露东非奴隶贸易的残忍行径。1865年，他出版了《赞比西河及其支流探险记》，激起了数百名基督徒的强烈反应，他们为了结束这项邪恶贸易集结在一起，而且他们因此更加憎恶奴隶贸易的穆斯林印记。欧洲人用象牙镶嵌钢琴、台球、珠宝和家具，他们对象牙贪得无厌的需求加重了奴隶贸易的惨状。利文斯通受到的普遍尊重支撑了将文明带给“黑暗大陆”（指非洲）的人民的新运动，证实了欧洲人藏污纳垢的自负。利文斯通重返非洲，他冲进了非洲腹地，这次他找到了尼罗河的源头。整整五年，利文斯通与所有的欧洲记者都失去了联系，这给他人道主义的好名声又增添了几许迷人的神秘色彩。
故事讲到这里，出现了一位来自美国的威尔士移民，亨利·莫顿·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1817年，斯坦利以内战老兵、外国记者和业余地理学家的身份接下了《纽约先驱报》的任务，去非洲寻觅失踪的利文斯通。据称斯坦利在内战中为南北两方都打过仗，这使他多才多艺。他在中非苦苦寻找了六个月，岁末年终时终于成功了，他用探险史上的著名问句表达了对失踪传教士的敬意：“我猜，你就是利文斯通博士吧？”斯坦利和利文斯通后来都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他们刺激了欧洲人的想象力、好奇心和野心，欧洲人一直认为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领地。
斯坦利在之后的六年里绕着维多利亚湖航行，继续着他的非洲探险之旅。他从尼罗河的南部源头出发，顺刚果河而下，结束了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旅程。与有信仰的利文斯通不同，斯坦利是与一支190人组成的装备精良的部队一起行进，他更多地表现出了西方主人的姿态，而不是谦卑的基督徒。斯坦利很像是17世纪去北美的英国人，他认为非洲大陆空无一人，至少他没把非洲人算作人。返回英国的斯坦利被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者之一，他尽力使英国政府获得了非洲心脏地区的主权。但这些努力无济于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