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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觉醒的良知
在瓜分非洲的几年里，大卫·利文斯通和亨利·莫顿·斯坦利代表着把欧洲人带入非洲的两股动力。斯坦利象征着姿态傲慢的剥削，而利文斯通则表现了对他人身心幸福的奉献。许多像斯坦利一样的私人事业不仅削弱了这些国家击退西方势力的能力，还在许多方面破坏了它们文化的完整性。基督教传教士关心非洲人民，但是也抱定了要改变他们的决心。尽管斯坦利和利文斯通之间横亘着一条道德的鸿沟，但是两个人表现出的特征与风险投资都相当一致：他们不知满足的好奇心，他们为了达成长期目标可以忍受的短期不适，以及他们无坚不摧的意志力。
欧洲内部的争斗加重了商业的贪欲，从而改变了这个世界。爆发式的占领结束时，半个地球被攥在了9个国家的手中。如果你用不同的颜色来标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德国、美国和比利时的统治区域——甚至丹麦也需要一种颜色来涂抹它的格陵兰岛——那么世界地图看上去就像是一块色彩斑斓的布料。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经营者为它们的财产创造了很多新词语——“委托管理”“势力范围”“保护权”和“兼并”，这些词详细说明了它们统治全世界的特殊性质。1884～1885年，它们在柏林的某次会议上批准了所有国家当时在非洲地区的统治权。
西方人继续横扫全球，他们认为这是宏伟的人类进步计划的一部分。随处可见的资源开发冲动很少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动力，它常常被并入欧洲人是历史发展代理人的假设。欧洲人在国外的确开启了许多美好之门，而且他们还亲眼目睹了当地统治者的残酷行为和刚性的社会等级制度，这些都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保障。不过，伤人感情的傲慢同样也蒙蔽了欧洲人的双眼，他们很少真正地了解和关心当地人，所以他们也看不见自己给这群人造成的伤害。无论是否与欧洲之外的西方统治有关，进步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让西方国家的海外国民产生了一种挥之不去且虚弱的自卑感。
20世纪，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指出了这个问题：欧洲人在本国的疆界之外，愿意完成在国内无法容忍的行为。[11]放眼全世界，欧洲人并不是最暴力的，但是他们造成了更大范围的死亡和破坏。资本主义的马达每十年就会获得更大的动力，驱使欧洲人从容地去征战。欧洲人看不起禁锢于陌生习俗的不同面孔，这种轻视减轻了他们作为文明使者的负疚感，这与美国白人之中的奴隶制情况相同。有人可能会说，回想起来，当政府主动远离参演资本主义节目的私人投资者时，资本主义早已习惯了阴险的神态。
资本主义的捍卫者善于兜售他们的正能量，同时把他们暴虐的故事沉入人性本恶的池塘。暴力确实是普遍的能力。戴蒙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例子，在南太平洋的一座孤岛上，那里的居民长期以来养成了温和的个性。而毛利人这个与他们分离了几个世纪的远亲，听说他们没有任何武器，于是就派了一支探险队去往这座岛，屠杀了男人，掳走了妇孺，消灭了这个族群。[12]欧洲人坚持了自己的优良美德，同时也追求着丑恶的目的，他们自我驱动，不断提升。
18世纪发生了一场情感革命，最初的问题指向的是欧洲社会内部的罪恶。新的人道主义以个人对其他人类的移情作用为基础，虽然与以前的人道主义有所不同，但在社会里生了根，发了芽。这种人道主义生动地表达在欧洲的文学、哲学和艺术中，为欧洲人提供了新的更亲切的特征。[13]E.I.杜邦（E.I.du Pont）的父亲为了纪念启蒙运动的目标给他起名埃鲁西尔·伊利泽（Eleuthère Irénée），意思是“幸福与和平”。这个新精神源于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但是在拿破仑称霸欧洲的战役中失去了一些感染力。后来，19世纪，在没有否定人道主义的情况下，科学研究开始描述种族差异存在的方式以及原因。这样的论述为欧洲帝国建设者的侵略行为打了掩护。
就大众层面而言，两个理由可以解释欧洲的罪行：一是受到影响的人们非常无知、懒惰和迷信，所以他们不清楚自己身边正在发生什么事；二是欧洲人是自身优秀文化的伟大使者，他们的优秀文化在宗教、工具和财富中都有所体现。欧洲人从文明国度而来，为他们愚昧无知的新臣民带来了公共教育、清洁的卫生条件、更好的运输系统以及更加尊重女性的态度。当改革者公布了预期收效和实际成果之间的巨大差距时，帝国建设失去了光彩，纵然它前进的某个瞬间依然强大，以致可以引发一场欧洲征服全球那样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