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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历史的重现
有关商业的事项离开了现代之前的贵族社会的外围，形成了现代社会的中心，我们可以在历史中检测到资本主义起源的缺陷。交易和人际交往一样古老，但它从前主要停留在勇士出没的族群间隙的范围内。欧洲人详细研究了到达西印度群岛的路线，他们发现了具有异国风情的亚洲港口，在那里他们可以买到丝绸和香料。而往另一个方向行进，他们可以到达由两个大陆环抱的、几十个热带岛屿组成的新大陆。利润丰厚的交易不断涌现，证明欧洲人已经拥有了不错的投资海外事业的资金储备。
16世纪，因为商人总是一门心思地赚钱，所以支持欧洲君主制的贵族看不起商人，但是商人也喜欢迎接扩大欧洲影响力和权力的挑战。毫无疑问，他们认为人类是不平等的。有些人生来就能领导外交使团，为法律或教会服务，为国王出谋划策，以及率领军队；而其他人只是砍伐工或汲水者，还有生活索然无味的农民和仆人。商人是夹在这几类人中间的城市群体，他们重视技能和资金，但是缺乏高贵的家族背景，所以地位低微。
17世纪，买卖行为越来越普遍，至少在英国，这种态度开始有所转变。改良的技术有助于原始的农业体系提高粮食产量，而大丰收则降低了粮食价格。同时，许多农民的孩子不再需要务农，于是他们走进了农村工业，或是离开去城市从事贸易，再或者变成了英国统一市场分销网络的一分子。18世纪，科学知识的实际应用使蒸汽可以成功地排干矿井，为工厂提供动力，以及驱动火车头。这些变化与深植于当时法律、宗教与普遍做法中的习俗背道而驰。经济发展的支持者举证说明了这些新方式的合理性。他们描述的早期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然、自由、进步且有益的。只要他们坚信这个观点，资本家就等于练就了扰乱社会及其价值观的意识形态的重拳。
因为18世纪30、40年代，人口开始增长，所以匮乏仍是18世纪西方社会的特征之一。然而，城市消费者还是找到了有趣而有用的物品，从地图、旅游书籍到珠宝和华丽的服装，以及食糖、咖啡和可可等异国风味的食品；还有眼镜、科学仪器和袖珍罗盘等令人着迷的发明。人类发明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一部分，层出不穷的新鲜玩意儿抓住了公众的想象力。西方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不公平的对比进入了公众讨论。
17世纪末，英国基本消灭了饥荒，西欧其他地方的饥荒也没以前那么严重了。1723年以后，自14世纪以来总是定期造访欧洲的黑死病瘟疫也没再发生。生命的不安全感开始慢慢消失，而这种感觉曾是父权、职权和君权侵入的正当理由。市场参与者的呼声越来越大，他们要求更多的政治参与、宗教宽容和个人自由，从而可以获得或抓住跨越社会惯例这道樊篱的自由。短期的个人目标代替了旧时人们对未来的忧虑。在没有人为后果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个体决策聚合在一起，设定了价格和利率。
随着最初的蒸汽试验演变成一场生产过程的革命，个人发明家——匠人——庆祝了他们的进展。发轫于19世纪的工业革命蓄势待发，从英国一直扩展到了法国、德国和美国。19世纪末，蒸汽动力的戏法已经被电力的魔法超越。化学也加入了物理学，成为工业的新助手。热切的投资者不断寻找新发明，并且适时地推动了有组织的研究。这开启了人类对自然世界及其元素性质的不断钻研，他们研究热、冷、压力、压缩、拉伸的反应，还有重力。这一工作在物质界中融入了奇妙的品质，取代了早先人们对于精神的专注。一些人说这是世界的幡然醒悟。最开始，只有自然哲学家不断地利用问题轰击大自然，现在发明家为了将研究结果商业化并且扩散它们的影响，也跟着这样做。
世界围绕着每年重复性的季节任务和假期运转，变成了恒常的变动。变化总是令人畏惧，它具备两面神般的品质。变化可能带来真正的改进，也可以抹杀这个世界长期存在的方式。人们为了维持经济发展，需要承担风险，创新思维，接受变化，让他们的生活变得与父辈不同。除了家庭出身，求新也是人们赢得社会地位的方法。社会流动性看似是个很普通的概念，但在由贵族、上流阶层、平民和仆人等身份构成——许多人选择跟从，特立独行的人很少——的社会中，却令人憎恶。
人的雄心可以激发更高的效率，它的作用不可或缺，只要社会阶梯的更高处仍有空间，野心就不会消失。身份支持固化，同时也鼓励人们努力向上爬，不要掉落或被推下来。一旦从旧的农业秩序中连根拔起，人们就开始学习制鞋等工艺，从事建筑行业，建立人类的商业关系，或进入工厂工作。两个新阶级由此出现，代替了旧阶层：工人和雇主。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进一步区分。工作职位向所有申请者开放，虽与旧时的身份地位不同，但是社会流动性仍局限在一定范围内。随着人们进入农村工业，再去往城市寻找工作，地理的流动性增加了。爱冒险的人甚至离开了欧洲，去南亚和北美落脚或寻找财富。即使政治建立了新形式的控制，资本主义仍从与政治自由的结合中获益良多。工厂取代了家庭和作坊，成为新的工作场所。建立、经营和投资工厂的人因此获得了权力。伴随地位的不断上升，他们仍紧紧抓着个人主义、独立和人权的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卸掉了人性的概念。它指出权利是普遍的，鼓动人们去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和自由。然而，欧洲的法律传统却对主仆之间的权利与义务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即使员工已将自己看做是拥有权利的人，但是雇主仍想方设法维护这些旧时的合法权益。国内消费对资本主义经济显得尤为重要。供需两方之间不停争斗。制造商品时，雇主想要工人工资低、工作时间长，但出售商品时，他们又希望顾客收入不错、喜欢购物。
致富的欲望引发了人类社会前所未见的贪婪。巨大的财富来源于为有购买力且容易上瘾的欧洲消费者进口食糖、烟草、茶叶、可可等热带作物。欧洲人不愿再从亚洲和非洲进口这些产品，于是他们组织了种植园的农业体系，在新大陆培育这些美好的新奇作物。这个体系之所以能实现，是因为他们可以从非洲购买数百万的奴隶，再把他们运到加勒比海群岛以及北美和南美的大西洋沿岸地区。欧洲对于弱势群体的剥削是从16世纪的奴隶制开始，后来发展成了在遥远国度的现场剥削，尤其是19世纪在非洲的剥削。后来德国和意大利也学习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法国集中精力，开发殖民地自然资源，利用资本投资建立帝国。在资本家眼里，殖民地劳工和他们的社会只是生产工具，与欧洲大陆之外的人民相处时，这些资本家已经丧失了人性。
欧洲的好战由来已久，20世纪，资本主义创造的财富改变了合作条款，使欧洲国家维持了多年的战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没人预料到最终的结局。大多数人认为这场战争在几个月内就会结束，可它却掀起了四年的腥风血雨。因为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帝国霸权，所以遥远的殖民地也被拖进了这场争斗。一战结束20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鼓又敲响了。1945年，二战在猛烈的爆炸声中结束，或许这场战争散播的绝望和20世纪开端的成就感正是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对比。
1900年初，汽车和电力奇迹般地出现，改造了摩天大楼装点的城市中心。民众曾经饱受疾病的蹂躏，现在公共卫生措施却控制住了这些疾病的传播，人们的预期寿命变长了。不过，40年后，战争杀死了数百万人，驱逐数百万人离开了他们的家园，而且彻底摧毁了成千上万的城市街区。一战时的年轻人历经磨砺，进入了中年。困难时期总是会催生严肃的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到合作的必要性，创建了具有持久价值的国际组织的模板。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商业大幅下滑。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开始也曾被称为伟大的战争，大萧条和一战一样让人猝不及防，资本主义的突然减速使专家大跌眼镜。几十个经济体陷入混乱。大多数政府虽然努力改善就业机会，弥补储蓄损失，但是它们的政策仍跟不上经济的恶化。它们花费了二战大量的财政支出才让资本主义制度再度运转，结果证明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理论的正确。凯恩斯认为，单靠私人投资不足以把经济拉出大萧条的泥沼。圣经有云，七年丰裕七年饥馑，资本主义同样也在好年景和坏年景之间徘徊，很难预测。二战后释放的需求使美国愿意花费大量财富来帮助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复苏，这正是通往25年黄金时代的起点。然而一代人过后，经济衰退的新基质再次终结了战后时代的繁荣盛景。
20世纪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新兴力量让人们留意到了化石燃料加速消耗付出的环境代价。石油输出国组织执行了某种垄断权，造成石油价格飞速上涨，这暴露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几点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物价上涨第一次没有成为经济增长的信号，而是预示了某种停滞或萧条，用目前的术语解释，就是滞涨。在美国，战后时期的收入均衡发生了逆转，而后40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大企业、大工会和大政府之间互惠互利的协议不再牢固。工会这个大萧条悲观绝望和战后经济增长的受益方，现在也不再能推动大众的想象力。滞涨还驱散了一个共识，即凯恩斯主义策略适用于所有资本主义的问题。随着劳工力量的减弱，雇主的声音逐渐提高。
资本主义国家接受了这些令人不安的事实，资本主义也进入了许多新技术的发展高潮，这些新技术带领我们走进了计算机、晶体管和互联网的时代。熊彼特说“常会刮来一阵创造性破坏的大风”，这次，这阵风裹挟着新一代的精巧装置而来。虽然每一次经济低迷都让评论家有机会为资本主义拟讣告，但是他们还是低估了资本主义的创造力以及将新奇技术变成摇钱树的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