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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的影响
英国和荷兰的成功吸引我们仔细观察了这两个国家政治上的变化。虽然当时不被看好，但是英国和荷兰为了争取更大的民族自决权，几乎在同一时间发动了战争，挑战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新大陆和东印度群岛的统治地位。从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开始，荷兰人为独立战斗了八十多年。16世纪晚期，荷兰终于赢得了自由，1648年，西班牙正式承认荷兰独立后，它比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富有。但是这些财富并没有转化为组织和技术变革，没有把资本主义进一步描绘成制度。荷兰没有追随英国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它变得臃肿、快乐而自满。更讽刺的是，荷兰落后的邻居，直到19世纪还活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比利时居然是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几十年，财富没有撬开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封闭社会的大门；而荷兰的繁荣也没有转化为坚持的创新。
17世纪20年代至17世纪80年代，英国政府简直乱作一团。一位国王被处决，一个议会被解散，另一位国王复位，世袭继承被驳回，这无序的一切直到1688年所谓的光荣革命才戛然而止。虽然政治冲突是这场混乱的主旨，但经济问题也有助于定义对立的双方。国王是英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所以和其他拥有土地的家庭一样，他的收入会随年景的好坏而变化。但是国王手握特权，所以他还有其他的收入来源，比如来自许可垄断、专利和公司执照的款项。他最赚钱的是出售的一件产品、一个行业的“许可权”，或者是一项政府服务的公共专属权，比如检查烟草和征收关税。
国王詹姆斯一世发现许可垄断最容易增加收入。某位学者描述过这个状况，17世纪早期，典型的英国人住在“用垄断的砖建起的房子里……用垄断的煤加热。他的衣服由垄断的腰带、垄断的扣子、垄断的别针制成……他吃着垄断的黄油、垄断的醋栗、垄断的红鲱鱼、垄断的鲑鱼和垄断的龙虾”。[7]垄断的持有人拥有这些物品的独家销售权，所以尽可能地抬高售价。
这样慷慨地出售特权在任何时候都是负担，因为内外部市场一直在增长，垄断会扭曲整个贸易模式。商业企业也吸引了贵族，特别是如果这些企业还涉及能增强英国声望的殖民地。[8]英国统治者试图从非常规的税收、补贴和专利中榨取利润，越来越多的经济问题由此进入了议会辩论。皇家特权的捍卫者自信地鼓吹着古老的商业传统，他们争取了情感的共鸣，但没有什么经济理论。靠近权力的人不断呼唤经济活动应从属社会团结的旧时理想，但新辩论者也一直在争取发言权，谈论新经济秩序中收成、租金、贸易和税收等新词语。
英国国王是坚持传统、使用强权的代表。垄断企业和封闭式公司背负了皇家的所有恶名。在垄断和其他经济弊病的争论中，一批有议会席位的英国精英——改良的地主、贸易公司的成员、服装商——找到了他们的共同利益。经济上的委屈改头换面变成了政治问题。这表明，即使英国经济发展的力量没有引起内战，冲突也可以保证他们最终的胜利。
17世纪的动乱持续了很长时间，削弱政治威权是解除经济限制的关键。但首要问题是建立法律——庄严的法律——有法可依，而且在面对强权的躲闪时，还要有法必依。企业家与被长期内乱搞得烦躁不安的政治领导人和宗教领袖联合了起来，他们加强了国内的交通运输系统，集中了市场销售的殖民地产品，并且把伦敦变成了一个大商业中心。而当局在这三十年里并没有投入太多心力，许多人辩称这对国家更有利。因为缺少规范化的指导，非正式的合作体制占了上风。某些限制一旦被解除，商业繁荣就会随之而来，赢得更多解放经济生活的支持。最终，荷兰和英国的贸易商和制造商争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力和公共话语权。
荷兰独立后，建立了松散的邦联制，每个省由摄政者领导，而摄政者通常都是杰出的商人。荷兰这种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分散管理直截了当地把政府的位置排在了商业利益的后面。获得独立的荷兰北部省份及邻近地区居住的大多是新教徒。荷兰的领导人不仅要保护贸易商和制造商，还要拟定支持经济的新措施，构建自由港，解决土地所有权的后顾之忧，建立诉讼的有效流程，管理学校的簿记教学，销售海上保险的代理许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