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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是经济模型
西班牙军队在保卫西属尼德兰的斗争中摧毁了安特卫普，于是著名的西班牙银行家干脆向北迁移到了阿姆斯特丹。在薪资和货物的诱惑下，荷兰变成了欧洲的金融中心。1609年，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它提供的利率比其他地方少一半还多。荷兰为每种情形、每位客户灵活地定制信贷安排，再次获得了成功。甚至曾经抗拒的西班牙君主也开始向拥有财产的银行家借钱。渐渐的，西班牙王室欠荷兰金融家的钱越来越多，著名的银舰队经常横渡大西洋，把金银直接送达阿姆斯特丹。后来，这些仍保留着部分哈布斯堡王朝气质的天主教省份联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立的比利时。
所有人都赞叹荷兰的经济繁荣。两三百万人涌入了北海沿岸的城镇，他们是如何致富的呢？他们的贸易支柱是一种不起眼的鱼——鲱鱼。鲱鱼很容易干燥，在蛋白质短缺的地方，它是四季皆宜的蛋白质来源，所以它的需求量巨大。当代的结论是，它们的渔业拥有数百只船，雇用了50万荷兰人和妇女，从事渔业的劳动人口是农业的两倍，与工艺、零售和金融行业的总和一样多。行业工会严密地控制着渔业，确保渔民们执行政府设定的质量标准。17世纪上半期，1000多艘荷兰船在波罗的海运送谷物，与英国的比率是13∶1。[9]荷兰在英国利用家庭手工印刷的宣传页，解释了它的成功。
荷兰联合省的造船业空前繁荣。船匠们发明了快速平底船，这种精心设计的航海驳船可以运输鲱鱼、木材和谷物等沉重的货物。荷兰人可以乘船从北海的栖息地出发，跨越大西洋，到达新大陆的殖民地，再沿非洲西海岸进入地中海，绕过好望角到达东印度群岛。荷兰商人从转运鲱鱼、钢铁、木材、谷物和食盐等基本商品开始，贸易范围逐渐包括了世界人民想买卖的一切。他们建立了一支新舰队，规模比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和奥地利在此海域航行的船队总和还要庞大。[10]
《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一针见血地指出，荷兰人是“贸易的中间人，欧洲的代理商和经纪人……”他继续说道：“他们庞大的贸易就是买了卖，进了出，最伟大的在于世界各地都是他们的货源，也是他们的客户。”[11]荷兰人不仅是商人，也是熟练的工匠。他们对其他国家收割或开采的物品进一步加工，提升了这些商品的价值，他们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把原生羊毛染色织布，把木材做成富人家餐厅的护墙板，为国内盛产的印刷机生产适用的高级纸张，把烟草制成上等雪茄。他们甚至为了运送货物和乘客开凿了运河网络，这证明了他们的融资能力和组织复杂项目的能力。他们停泊在码头的帆船看上去就像是移动的森林。他们的码头和仓库堆满了箱、盆、桶和包裹，起重机来来回回，卸载中国的丝绸、波罗的海的谷物、纽卡斯尔的煤、瑞典矿山的铜铁、西班牙的盐、法国的葡萄酒、印度的香料、新大陆的食糖和烟草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木材。而他们从西非贩卖到新大陆的奴隶再也无法返乡。[12]
荷兰邻国的贵族非常鄙视这些专心挣钱的人。他们眼里的荷兰人粗鲁、贪婪，一身坏习惯。荷兰人出了名的节俭，而且全心全意地热爱自己的家园。荷兰有许多的艺术家和工匠，他们为人们和建筑雕刻、设计，精心制作装饰品。荷兰艺术家喜爱描摹日常工作的普通人，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绘画流派。这些雕刻师、图书设计师和音乐家没有贵族主顾，富足和乐的中产阶级是他们的新赞助人。荷兰出现过伦勃朗（Rembrandt）、维梅尔（Vermeer）这样的大艺术家，所以提起文化时，他们不会觉得羞愧。
荷兰的商业魄力也刺痛了葡萄牙。葡萄牙自称是“征战、航海，以及埃塞俄比亚、印度、阿拉伯、波斯贸易圈”的领主，荷兰水手曾在葡萄牙船上工作过，他们给国人描述了这个庞大的贸易帝国。他们还记录了葡萄牙的控制并不如他们声称的那么有效。[13]1635～1644年，荷兰占领了巴西最富有的地区，用俘获西班牙的银舰队支付了这次入侵的成本，这一侮辱西班牙的举动让世人震惊。
与大多数荷兰贸易的商业冒险一样，首次去往爪哇岛的航行也是由一群多样化的投资者联合资助的。尽管这是一次尴尬的处女航，但是这支三艘船组成的荷兰舰队还是带回了足以收回成本的胡椒。随后的十年，荷兰商人争先发起了十几次冒险活动。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因此成立，垄断了麦哲伦海峡以西、好望角以东的贸易。它还可以以荷兰共和国的名义行使主权。这个授权很了不起，但实际就是一张狩猎许可证；它的活动范围覆盖了东印度群岛的水域和岛屿，所以荷兰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自圆其说。20年后，荷兰西印度公司也获准垄断了西非和新大陆的商业。它和东印度公司一样，也被授予了准政府权力。荷兰西印度公司承担着辖区内的司法和管理的职责，它拥有一支陆军和海军，可以在它的贸易范围内开战。
荷兰用一代人的时间把自己塑造成了马来群岛的主导者。他们凭借惊人的效率取代了葡萄牙人，夺下了几个坚固的堡垒，他们控制着这些据点直至20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想成为这个地区唯一的欧洲势力，必须击退安汶岛的英国人，他们仔细盘算后，戏剧化地残杀了10个英国贸易商。英国人自此把目光转向了印度。荷兰人还经营着亚洲内部的贸易。他们以货易货，用胡椒对换当地商品，然后运到中国和日本换成奢侈品和金银，大部分换来的货物被运回国内，用来资助更多的出海远航。[14]亚洲和欧洲一样，也屡遭饥荒烦扰，但是中国和其他地区人口的强劲增长保证了这些贸易的扩展。
荷兰人坐镇香料生产群岛的中心，借由当地统治者之间的残酷争斗，获取了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支持。161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爪哇岛设立了总部，给这座城市起了个古老日耳曼部落的名称——巴达维亚。荷兰人摧毁了爪哇，同时也占领了它。这个群岛由几十个主权国家组成，荷兰施加的影响常常受到干扰，激进的商业政策经历了一系列事件之后，逐渐演变成了征服计划。到1670年，镇压当地统治者的任务终于完成。不过，香料贸易的利润非常丰厚，中国和欧洲的竞争者都不想放弃分一杯羹的机会，它们努力挤入了胡椒、食糖、咖啡、茶叶、丝绸和纺织品的贸易。然而，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荷兰东印度公司一直垄断着与日本的商业往来，还有丁香、豆蔻香料、肉豆蔻和肉桂的贸易。[15]
荷兰自我实现的城市寡头政治监管着国内外的贸易。荷兰的摄政者一旦独立，就想方设法地把哈布斯堡时代那些天主教贵族的遗老遗少送回他们的中世纪城堡。摄政者与志同道合的贸易商一起经营着十几个繁荣的城市。在荷兰，关心贸易利益的人把主张正统信仰、难以容忍商业利益的宗教领袖成功地逼入了绝境。由于商业的多元化，摄政者对所有人都表现得热情好客；他们急切地推动贸易跨越了种族与宗教的界限。
荷兰是知识中心，容纳了异见者、自由思想家和大量狂热的怪人。荷兰人的文化水平普遍较高，而且可以自由出版周边国家封禁的著作，所以荷兰的图书贸易一直兴旺发达。阿姆斯特丹有10万居民，其中三分之一是外国人：葡萄牙人、犹太人、比利时人，以及来自欧洲各地的难民。追求宗教自由的工匠用他们灵巧的双手不断丰富着艺术品的宝库。17世纪，人们喜欢用蜂巢打比方。荷兰非常适合这个比喻，它吸引着艺术家、作家、哲学家和工匠，他们在这里交流思想，融汇才能。而且这个独特的蜂巢井然有序，因为摄政者，也就是荷兰的统治者重视秩序，如同珍视利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