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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社会劳动力量
在17、18世纪以及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都缺少劳动力。农夫主人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工人阶级。美国的13个州拥有大面积的土地，与欧洲人口富裕、土地稀少的构成完全相反。这种地广人稀的状况长久影响了美国对待工人的态度。欧洲的旅行者对于美国仆人的独立表示很吃惊，他们还对美国乡村男女的智力和文化水平发表了评论。19世纪末，大量的外国劳工涌入美国工厂，改变了美国工人阶级的特征，并且创造了劳动者和管理者之间巨大的社会差距。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数百万黑人搬到了北部和南部的城市，成为美国新无产阶级的一部分。
组织不同种族、民族和宗教信仰的劳动力是个严峻的挑战。工会在春风得意时曾用雇用、解雇、晋升以及评价工人的具体流程取代了大多数工厂的家长式作风。当选的工会管事成了车间里最重要的人。[36]对于黑人工人来说，这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在隔离的工厂内——他们大多数人——都会交涉，要求培养他们自己的领导人。工会大厅为工人提供社交、娱乐和教育等服务。工会组织还煽动工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罢工，其中包括1936年和1937年汽车行业著名的静坐罢工。
劳工代表与管理者坐在了同一张谈判桌前，他们赢得的不只是更高的工资和申诉程序，他们还得到了许多管理者一直不愿给予的尊重。虽然从韦奇伍德到沃森，这些仁义的雇主都把员工视为同胞，但是工会却让大家认识到，非技术工人在工作场所也拥有和别人一样的合法权益。劳工和管理者和平地解决了大多数冲突，但是罢工仍在继续。1950年，杜鲁门总统下令美国军队接管铁路，从而结束了一场罢工。1952年，钢铁工人罢工时，他试图以同样的方式解决，但是这些怒气在全国的工会车间之中散播开来。不过，经济繁荣为工人提供了通向高工资的最好出路。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例从1950年的1/3降至1973年的10%。[37]
美国人没有欧洲人那样到位或完善的社会保障。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是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简称UAW）的负责人，战前，他环球旅行了32个月，在世界各地都工作过。战争结束后，鲁瑟当上了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头儿，为了不景气时期的全额养老金、医保和工人工资保障，他亲自去国会游说。恰逢美国人对苏联的敌视日增月长，他的努力使他的想法听上去很像是社会主义——或者更糟，像是共产主义。于是这些要求被拒绝了，鲁瑟原本打算着手开展全美工人运动，但是他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在谈判桌前为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成员争取到了这些福利。而那些不属于工会的工人只能拿多少算多少。[38]
回顾往昔，像通用汽车的阿尔弗雷德·斯隆等商业领袖反对养老金由公共融资支持是错误的决定。这些企业家背负着不断增长的企业成本，而这个负担原本可以通过公共资金来分担，罗斯福新政对抚养子女的家庭的援助就是这样实现的。20世纪60年代，除了高等教育的范围逐步扩大，社会改革的引擎也有了一个向上的推力。累进所得税和不断上涨的工资把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缩小了20年，与此同时，经济也在全速前进。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向贫困宣战，不过现实的越南战争削弱了他许多的国内目标。
经济分析的语言抹杀了工人的个性，寻求劳工的认同由此变得更加困难。劳动力和土地、资本一起成了企业的重要组成。但是这三者的关系微妙，其中，有一些不人道的影响，因为它模糊了人力和物力在生产中的巨大差异。我们可以认为主流的资本主义观点是商业的另一笔额外收入。《纽约时报》近期头条新闻的标题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飙升》。[39]为什么不说是《中国的工人工资上涨》？即使像大学这样开明的机构，当谈及自己的劳动关系时，表现得也会像铁石心肠的雇主。在经济分析中，劳动所得仍贴着“工会征收的利润”的标签，而且进一步解析，可能还与“犯罪组织的强取豪夺”的意思相关。[40]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工会最开始一无所有，在这个歌颂个体的国家里，它只能依靠也必须依靠集体行动，即使它是雇用了大部分人的大公司。
公司易主时，工会起先赢得的合同就失效了。工会活动极大地刺激了管理者，他们尽可能多地使工作任务实现机械化。而对劳方来说更重要的是，企业界开展了一项长期的运动，想要撤销《国家劳资关系法案》对工会的支持。企业界利用1947年的《塔夫脱-哈特利法案》（Taft-Hartley Act）成功地限制了某些工会活动。二战后的20年是工会的全盛时期，之后，它的成员一直在稳步减少。1970年，工会成员最多，占全美工人的27%；1980年，全美有1/5的工人隶属于工会；2007年，工会工人在全美工人中的占比下降到了1/8，其中大多数是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20世纪70年代，一项立法努力以失败告终，这项工作想通过类似于《国家劳资关系法案》的条令，为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提供保护。
《国家劳资关系法案》只执行了短短12年，企业界就轻松地使《塔夫脱-哈特利法案》获得了通过，工会因此失去了助力。地毯和家具生产企业为了避免工会化，开始把工厂移往南方。一到那儿，北方的制造商就与南方的国会议员形成了联盟，制止劳工对于支持性立法的要求。[41]雇主想把所有工会都挡在门外，他们不断啃噬着工会组织的权力。美国的企业界代表着一小部分人，他们在公开讨论时，总是对绝大多数工薪阶层的利益含糊其辞。管理层在选民数量上缺少支持，但在一流的组织中得到了弥补。
美国还有其他竭力反对劳工的力量。工会强制征收会费，而且封闭式的工厂和商店（指只雇用某一工会成员的工厂或商店）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公平感。工会领导人的丑闻以及他们对基金的滥用也腐蚀了人们对工会的尊重。于是新现象出现了，工作流出了工业领域，流进了餐馆和医院等更难组织的工作场所。不管合法还是非法，新一轮的移民都给雇主带来了服从命令的劳动力，特别是1965年，修改之后的法律消除了对欧洲移民的偏爱，这种情况就愈加明显。[42]劳动者甚至在修辞上也输了阵，他们越来越少地被叫做“工人阶级”，越来越多地被称为“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这个名词模糊了生活优渥的专业人士与那些有工作却生活贫困的人之间的巨大差异。
公司雇的不只有工人，还有领薪的文职人员和管理人员。他们对公司没有像工薪阶层那么强的对抗性，但是他们也常常遭受严厉的对待。高管可以毫无缘由地被迅速解雇。独一无二的例子要数国家收银机公司（National Cash Register）的CEO约翰·亨利·帕特森（John Henry Patterson），他把被辞退员工的办公桌拉到外面，浇上煤油，一把火烧了。还有一些员工吃完午饭回来，发现工人正在把他们的名字从办公室的门上刮去。[43]神经紧张的中层管理人员——那些夹在高管和工人之间的人——催生出了丰富的文艺作品。
文职人员如果在其他工作中体现出他们技能和责任心的价值，很少会因此获得报酬，但是大部分女性劳动者愿意接受这种不对等。当最高法院的第一位女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从斯坦福大学的法学院毕业时，她的毕业成绩在全班排第二〔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是第一名〕，可她能找到的唯一一份工作是律师事务所的秘书。20世纪60年代，大量女性进入了专业领域，文职人员的工资开始上涨。很快，要求“同工同酬”的运动就全面展开，“同工同酬”这个名词源自20世纪30年代的劳工运动，但是后来专指针对女性的歧视性报酬。1963年，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总统签署了《同酬法案》（Equal Pay Act，简称EPA），男女工资之间的法定差距开始缩小。从此以后，女性劳动者与男性劳动者的工资差距从59美分比1美元缩小到了77美分比1美元。
直到1973年，整个战后时代美国就业人口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强大的工会鼓励了商业文学中颂扬的水涨船高。商业在股票市场上获得了明显的公众支持。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自豪地宣布，它有100万个股东。到1952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股东达到了650万个，其中76%是小股东，他们是年收入少于1万美元的销售员和大学的初级讲师。
在自由的战后环境中，政府干预商业决策有了新依据——《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1955年，州际商务委员会禁止了州际火车和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事实证明，这个禁令成了全国运动的出发点，最终解除了南部地区所有公共场所的种族隔离。和平抗议取得了全方位的胜利，因为法院规定商场是公共场所，不能压制人们在那里的言论自由。州和市的公平租赁房屋政策还禁止房东歧视潜在租户，只是执行机构很少监督这些常见的做法。本着同样的精神，药剂师近来也被剥夺了拒开药方的权利，比如避孕药，这可能违背了他们的良心。私营企业因其与公众的亲密互动，不再武断地作出影响公众的决定。
“跟着钱走”是水门丑闻的“内幕检举人”给调查记者的建议，但想跟踪这条线索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美国、西欧、日本和部分拉丁美洲地区在战后繁荣的黄金时期创造的财富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因为生产力增长的下滑，德国、法国、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工人有了大量的闲暇时光。西欧国家加大了对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的投资，而且加强了对世界银行的支持。它们开始更多地资助公共服务。这些国家的客籍工人每年寄回家乡数十亿美元的汇款。2006年最高峰时，移居美国的墨西哥人寄回家乡的汇款高达240亿美元；尼加拉瓜的GDP中，29%是汇款的贡献。我们在移居德国的土耳其人和生活在荷兰和加勒比地区英联邦群岛上的库拉索人中也能找到类似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