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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特区
邓小平在南方沿海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这些地方可以进行自由交易并且接受外国投资。事实证明，这些特区非常成功，其他14个沿海城市很快也获得了同样的特权。价值观改变行为。中国共产党在创建这些特区以前，曾认为经济繁荣的南部省份广东因为靠近繁华的香港，所以已经被西方野蛮的生意人污染了。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典范。
中国共产党放开了许多领域，派出了一批年轻的领导人去西欧、美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参观学习。这些人考察回来后，认为中国应该效仿一个世纪以前日本明治维新的应急计划。苏联解体使邓小平否决了一些党内领导人的提议，他们依然赞成中央计划。统治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邓小平拥有着作为政党主席必要的管理技能，他知道如何授权和斡旋。[13]他沿袭了毛泽东分散化决策的方针，在农村地区扎下深根的共产党官员是贯彻这个方针的基础，毛泽东把很多责任托付给了他们。改革派想战胜保守派的反对，于是在文辞上耍了些花招，他们把改革行动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他们以前的中央计划看成是需要再加工的方法论。
为了适应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并存的状况，中国共产党推出了零售和批发都适用的价格和汇率的双轨制。因为差距大，所以除非产品质量明显不同，人们一般都会争先购买法定的物品。双轨制也鼓励了受贿。人们利用自己的党内关系以较低的价格购买物品，或以较高的价格把工业材料倒卖给私营企业。这种腐败形式使共产党饱受批评，而且加速了向私人生产的迈进。1993年，浮动汇率制度代替了中国人民银行的特殊汇率，双轨制被淘汰了。行贿受贿对中国其他方面的直接进步也构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贿赂绝不只存在于东方世界。2008年，伟大的德国西门子公司因为过去60年在世界各地的非法付款而支付了公司历史上最大的一笔罚金——16亿美元。[14]
1978年，中国从农业经济开始启动了它的改革方案。中国的农村人口从共产党上台时的89%下降到了71%，但这个占比仍然很大。困扰中国经济的还是两个老掉牙的问题：粮食不足，农村人口的就业岗位不够。[15]1978年末，也就是邓小平启动改革的前夕，一个集体农场偷偷把土地出租给了个体农户，并且分配了强制的采购定额。这次秘密改革的成功证明了私有化农业的好处，尽管天气干旱，这个安徽省的集体农场的粮食产量仍然增加了30%。因此共产党妥协了，至少在贫困地区和山区，它放弃了集体农业。后来，中央政府注意到地方官员可能剥离旧的集体所有制的资产，于是加快了农业私有化的进程，这使得地方官员不能以极低的价格将集体财产出售给他们的亲信。这项新制度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4年，中国的乡镇企业把工业带到了农村地区，部分解决了农村过剩人口就业的老问题。在农村30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中，超过2/3是由农村工业化创造的。人们各就其位，节省了基础设施的成本，也吸收了农村农闲时节的廉价劳动力。这个方案最初规定，15年后，私营企业将恢复集体所有制，但是这一条款的执行期限后来延长了30年，而且目前看来很可能会完全取消。1998年，农村人口数量开始下降。邓小平的改革方案甚至让遥远的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提高到了7.4%，而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更是惊人地达到了12.8%。[16]
农户如果想避开针对私营企业的歧视，往往会登记成集体所有制。村民把这种做法叫做戴红帽。户籍制度把农民绑在了土地上，但是1992年后，针对私有制的歧视逐渐减少。1994年，《中国日报》的一篇文章指出，民营企业不用再费心去捏造一顶红帽子了。[17]因为国内的市场不断扩大，这些地方企业变得更具竞争力。一个事实可以用来判定民营企业对于中国出口经济的贡献，中国某市生产的袜子约占全世界袜子总销量的35%！充足的劳动力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18]
农村滞后的工资促使1400万中国男女奔向了富裕地区，随着2009年经济衰退的影响不断蔓延，这一数字还在增加。尽管劳动力的流动对于劳动力输入地区和输出地区都有好处，但是这种持续流动的趋势向社会稳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即使与普通市民相比，外来劳工赚得少一些，但是他们的收入比之前还是增加了一倍。和美国的无证工人一样，中国的流动工人也做着工时长、条件差和报酬低的边际工作。虽然中国极力避免大城市的周围形成贫民窟，但是外来人口只能住在宿舍、出租屋或工作场所。举例来说，1999年，上海家庭的平均居住面积是17.27平方英尺（约15英尺乘10英尺）；而背井离乡的外来人口的居住面积只有上述的一半。[19]
2008年末，在邓小平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典礼上，共产党的领导人宣布，允许农民把他们30年的土地使用权出售给其他农民或公司，这一条款把集体农业推得更远了。随着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从10%下降到8%，振兴农村经济变得极其重要。而经由这次改革，约8亿农民家庭能用他们的农场进行抵押借贷或者出售他们的土地使用权，从而加入城里人享受的消费浪潮。因为全球经济衰退，出口放缓，这样做可以增加国内的消费。虽然一些卖出的农田可能不再用于耕作，但是地块整合还是可以产生规模效益。农业改进后，农民少了，投资多了，领导人希望生产力也会提高。[20]中国农民很节俭，政府希望他们有了更多的收入后，会开始消费，弥补出口赤字。
中国的领土面积和美国的很接近，但是中国有更多的山区。中国内陆的丘陵地区仍然很落后，远远赶不上沿海的平原地区。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有2亿人，而中国人口将近10亿。中国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来减缓人口的进一步增长。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提倡“晚婚，晚育，少生”，敦促夫妇晚结婚，晚怀孕，少生孩子。1979年，邓小平出台了独生子女政策。政府打算把计划生育政策至少持续到2010年。不过这项政策只适用于居住在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的汉族人。即使存在很多例外，中国的生育率还是下降到了1.7，比西欧的1.4要高，但是低于美国的2.1。政策的成功可以用事实说明：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占比是30%，而现在只有20%。[21]计划生育政策的意外后果是男女比例的失衡，因为许多夫妇为了保证他们生的是男孩，打掉了女胎。
20世纪6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尚未产生影响之前，婴儿死亡率已经开始下降，从而造就了年青一代的就业高峰期。因为有很多的生产岗位等着他们，20世纪80年代成年的这代人加快了祖国的经济繁荣。从长远来看，人们健康方面的改善和预期寿命的提高也对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近几十年，中国的抚养率（依靠工作者抚养或赡养的儿童和老人的数量）一直在提高。如今，没有姐妹、兄弟、阿姨、叔叔和堂兄妹的两代人长大了。加入劳动大军的求职者数量正在减少，退休人数却一直猛增。到2010年，3.32亿中国人将年过50。这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中国政府持有1.4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它可能不得不兑现一些，因为中国坚持为它的老年人口支付退休金。[22]
尽管中共领导人在如何继续前进的问题上有分歧，但是他们一致认为必须坚持共产党对人民日常生活的控制权。然而，迈向市场经济，即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意味着在鼓励人们自行其道。个人主动性和国家控制存在尴尬的对接问题。改革的领导人认同鸟笼经济学说，即中央计划是鸟笼，经济是小鸟。寓意是：没有笼子，鸟儿就会飞走。但又必须让这只鸟感受到有空间，所以笼子必须不停摇荡，创造空间很大的幻觉，让鸟儿高兴。[23]但是西方人会说，共产党现在正被老虎追着跑，它不能慢下来，也不能掉头往回跑，因为经济增长的好处太过惹眼，而且被广泛分享。《洛杉矶时报》上的一句话在某种意义上抓准了中国天翻地覆的发展形势：“以前的红卫兵变成了百万富翁。”[24]
1989年政治风波为中国共产党敲响了一次警钟。只有强大的物质文明才能控制对更多自由的要求。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这次南巡后来被称为“春天的故事”，为中国同年召开的党代会提议的新改革方案确立了政治路线。法律和共产党都更赞成私有制。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使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拥有了同等的地位。公司股票交易规范化，雇主可以解雇不需要的工人。这一进步让人回想起16世纪英国的服装商，他们说服了枢密院，说更明智的做法是让他们为需求的回归节约资本，而不是一直花钱养着纺织工。资本家有了成为共产党员的资格。从2002年到2007年的五年间，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数量增加了10%，达到了7400万人。
中国在引进技术和增强技术教育方面一直保持着急速发展的势头，不过它的教育投资只有巴西的一半，而且远远低于印度。中国派出了最聪明的年轻人去国外大学学习最先进的工程和科学。这项政策是把双刃剑。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公派出国的留学生共35000人，只有9000人回国。[25]不过现在，回国率不断提高。而且2006年，美国也派出了11000多名学生来中国学习。中国政府为什么不从巨额储蓄中拿出一些，开发一个与其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身份相称的教育体系，这一点令人费解。
1994年，中国共产党在放松了经济控制的15年后，开始鼓励共产党员参与经济发展，进行自我重建。迄今为止，我们能看到的结果是能源、钢铁、交通、通信、电力和卫生等国有控股企业凭借新效率集中了更多的权力。新的精英团体掌控了大局，自上而下直至地方层面，他们都在为成功的举措进行自我奖励。虽然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但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服务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并且特别关注中西部的落后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