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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劳工的独特斗争
美国劳工的情况明显不同。因为从殖民时代起，美国就没有贵族，甚至没有公认的精英，所以美国人觉得他们自己在政治上是信奉民主的毫无差别的社会成员。而等级差别明显地触怒了美国人的自我形象。19世纪，即使没有财产的美国人都有投票权，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保证非洲裔美国人也有此项权利。内战之后，工业化给土生土长的白种工人带来了新机会。[14]公司取代了家族所有者和合伙关系，商业的官僚机构也随之扩大了。许多本土工人受助于他们的文化水平及其对美国方式的熟悉，从蓝领工人变成了白领阶层。他们离开了车间，走进了办公室，成为职员或主管，他们的工作环境更干净了，工作时间更短了，工资也更高了。他们与所有美国人一样，受益于源源不断的移民，这些在美国工厂打工的移民是非常廉价的劳动力，他们的存在保证了商品的低价。19世纪，最好的土地已经不见了，但是务农仍是一个选择。虽然美国农业劳动人口的比例一直在稳步下降，可直到1950年，它的农场的实际数量仍在不断境加。
产业工人的处境进一步恶化。英国的技术工人属于行业工会，工会非常注重确保他们的特权。外籍劳工扩大了非技术工人的群体，他们在工作场所几乎没有权利。雇主可以“随意”开除他们，“……以正当的理由，或者没有原因，甚至因为道德上的错误，雇主也不会因为侵犯法定权利而获罪”。[15]美国的普通法沿袭了英国的法律体系，处理劳动投诉的依据是历史悠久的主仆法令，这项法令偏向于主人的喜好。比如，如果在工作场所，由于同事的疏忽造成了意外事故，雇主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法律还把工会解释为阴谋组织，外国劳工组织者常常被驱逐出境。尽管法律包括了对工人有利的措施，但在法庭上财产权始终胜过人权。经济繁荣时期，盆丰钵满的雇主愿意作出一些让步，工会的工作也会好做一点。
美国人满腔热情地认同平等公民的理想，他们通常不在乎人和人之间存在的巨大的财富差距。外籍劳工努力想加入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黑人在美国的同化承诺中却是明显的例外。内战后，南方的白人曾建立了一项社会制度，在学校、公共汽车和餐馆等公共场所对白人和黑人进行了隔离。他们着迷于让非洲裔美国人“不要乱动”。这条几近专横的社会鸿沟标志了美国的种族关系与任何欧洲国家都不相同。种族隔离这项安排给黑人企业家提供了机会，他们可以把商品和服务带进他们的社区，这是小小的安慰。
独特的意识形态主导着美国的公共话语，它对劳工组织非常不利。公众易于把工人看做是负责照顾他们自己和家人的个体。托马斯·杰斐逊把有限政府的概念变成了颇有说服力的美国价值观。作为美国百姓的拥护者，杰斐逊认为削减联邦权力是缩减财富精英影响力的最佳方式。虽然工业企业中，新权力的集中削弱了他的假设，但是过了很久，公众才意识到需要对政府进行监督，并且剥夺大工业企业的特权。20世纪之交，被称作激进分子的平民党以及头脑清醒的进步人士走上了他们的改革之路，最终成功地让公众明白了经济力量不受制约的危险。
各种激昂的、愤愤不平的团体提供了政治势力，使改良的立法获得了国会的通过。这些团体有依赖铁路公司的农民，也有面临被大公司吞并威胁的小企业主。女性改革领袖暴露了移民家庭身处的悲惨的社会环境。简·亚当斯（Jane Addams）和弗洛伦斯·凯利（Florence Kelley）在城市社会服务所工作，她们公开了外籍劳工必须面对的不安全的公寓和暴虐的雇主。20世纪初的改革者借鉴旧式反贵族的修辞，给工业巨头贴上了“强盗大亨”的标签，并且把他们专横的方式与贵族进行了比较。“强盗大亨”这个名词引起了美国人的共鸣，因为长久以来，这个国家引以为傲的就是没有欧洲那样封建的过去。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美国本土庞大的白人中产阶级在欧洲的启发下，也经常参与暴力罢工和抗议活动。劳工才慢慢赢得了公众的支持。
人们开始担心，因为企业的冷漠威胁到了他们的食品安全。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出版了小说《丛林》，他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让同胞们了解了肉类加工厂可怕的劳动条件。他纤毫毕现地描述了香肠如何被塞满锯末等各种杂质。他生动贴切的描写深深地刻入了读者的脑海。1906年，也就是《丛林》出版的同一年，国会通过了《肉类检验法案》和《纯食品和药品法案》。各州也开始立法保护女工和儿童。公务改革遏制了这个所谓镀金时代猖獗的市政腐败。
1902年，伊达·塔贝尔月复一月地在杂志上连载的标准石油公司的历史迷住了广大读者，这个故事和基德船长冒险记一样精彩，洛克菲勒如同海盗一般操纵着道德罗盘。民众有机会了解了洛克菲勒参与石油垄断时曾用过的诡计，见不得人的勾当以及歹毒招数。塔贝尔的书还提到了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他的政府根据《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起诉过标准石油公司。[16]不过，标准石油公司在最高法院找到了它的同情者，他们否决了这些法律，他们认为这些法律过度限制了市场上的行动自由。工人的安全依然不受雇主和立法者的重视。直到1937年金门大桥建设时，建筑工地才开始使用安全网。这张网挽救了20个人的生命。
每年有100万外国人移居美国，这引发了一些本土美国人对这些陌生人的怨恨，因为这些陌生人似乎接管了他们的城市。新移民不只有着深色的皮肤和深色的头发，许多19世纪最后几十年到来的移民还是天主教徒或犹太人，而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是新教徒。1882年，排外情绪使美国人非常反感中国人。一些人不断向大众灌输一种观念，说美国现在感觉上已经变成了逃脱欧洲恶劣条件的避难所，他们公开表示，移民忘恩负义，总是在寻找更好的条件，事实上，除非他们在欧洲就是激进分子，否则大多数移民工人都在忙着适应陌生的新国家，根本没时间响应组织者的号召。东部城市的寓所挤进了许多穷苦的移民，他们的极度贫困以及奇怪的习惯引起了猜疑，推动了限制移民的运动。把多种族的劳动人口变成有效的劳工运动是个挑战。
所谓的新移民到来之前，七个美国裁缝组成了高贵神圣的劳工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劳工骑士团成立于1869年，为了防止政府的镇压，它最初是个严格保密的团体。劳工骑士团的成员包括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他们不受种族、性别或肤色的限制。它还正式排除了医生、银行家、律师、酒类生产者和赌徒等几个群体。劳工骑士团的主要纲领包括争取8小时工作日、禁用童工、要求累进所得税、使公共设施和铁路国有化、实行同工同酬，以及建立合作社，用雇佣劳动为制造业提供替代选择。虽然劳工骑士团起初极力避免参与罢工，但它还是卷入了干草市场暴乱，这次暴乱几乎结束了它的上升势头。这一丑陃事件的起因是芝加哥的游行队伍中有人向警察扔了一枚炸弹。七名警官和数十名平民死亡。民众猛然将矛头转向了劳工组织，相当轻松地宣告了四个无政府主义者有罪，并处死了他们。
19世纪的最后15年，劳工骑士团的成员从近100万骤减至仅10万。1886年，紧跟着劳动骑士团的这次衰落，一位英国移民的雪茄制造商塞缪尔·龚帕斯（Samuel Gompers）成立了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简称AFL）。美国劳工联合会是美国最成功的工会组织，它认可其成员行业工会的自主性。直到1924年去世，龚帕斯一直是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负责人，他看到了工人在资本主义中的潜在利益。美国劳工联合会一直稳步成长，它致力于工人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即时改善，强调“十足的工会主义”。美国劳工联合会最初向非技术工人、黑人和女工开放，后来部分因为成员工会的偏见，被迫逐渐对黑人工会进行了隔离。他们认为女性就像如今的非法移民一样，充其量只是劳动人口的一小部分，拉低了工人的工资水平。情况很糟糕时，她们还很可能是罢工的破坏者。
美国劳工联合会对其核心的白人男性成员保持了极度的忠诚，1901年，它敦促国会重申了1882年对中国人的移民限制。不过，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成员数量从未多于劳动人口的5%。这是一段艰苦的历程，因为内战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从农村进入了城市，他们拥有了稳定的工厂工作，可用的医疗诊所和免费的公共教育，他们的生活水平经历了真正的改善。
龚帕斯的“经济工联主义”冒犯了激进分子，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不公平地垄断了工人的生产能力创造的利润，他们想打倒资本主义制度。1905年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简称IWW）成立，它给美国的劳工运动注入了一些激进主义的色彩。它的成员包括曾信奉龚帕斯的工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其中的尤金·V.德布斯（Eugene V.Debs）、丹尼尔·德·莱昂（Daniel De Leon）、乔·希尔（Joe Hill）、比格比尔·海伍德（Big Bill Haywood），还有“琼斯妈妈”（“Mother” Jones）都是美国激进传说的主要人物。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像是与美国劳工联合会形成鲜明对比的翻版，它积极争取工人团结一致，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盟员们打出了“伤害一个人就是伤害所有人”的口号，他们坚持认为雇主和工人毫无共同之处。矿工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最早的核心成员，他们显示出了激烈的战斗精神，之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又招募了伐木工人、流浪的外籍劳工、丝绸生产商和纺织工人，其中许多人生活在南方腹地和太平洋西北地区。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前20年里，盟员们参与了150次罢工。美国虽然有大量的劳工行动，但是它的工会运动仍然很无力，尤其是与欧洲国家相比。
很多无政府主义者是外国人，他们希望暴力可以使美国工人认识到工业体系的邪恶。1892年，两个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贝克曼（Alexander Berkman）和埃玛·戈尔德曼（Emma Goldman）策划谋杀了安德鲁·卡内基钢铁厂的管理人员亨利·克莱·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因为他解散了钢铁工人工会。贝克曼未能杀死弗里克，他在监狱里度过了人生中的28年，而戈尔德曼则成为激进分子圈子里最有感染力的演说家之一。成功的暗杀者当属里昂·乔戈什（Leon Czolgosz），1901年，乔戈什在泛美博览会上，射杀了新当选的总统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对美国体制的进攻姿态引起了州政府、市政府以及治安维持会的强烈反应，他们急切地想对它进行严厉的审判。
1917年，成功的俄国革命使共产党走上了政治舞台，美国人极其害怕他们之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狂热的检察官判定尼古拉·萨科（Nicola Sacco）和巴托洛梅奥·万泽蒂（Bartolomeo Vanzetti）有罪，说他们谋杀了马萨诸塞州布伦特里的两名出纳员，主要判断依据是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萨科和万泽蒂最后被执行了死刑，他们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心目中的烈士，激起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又一次投弹行为，这次发生在华尔街的爆炸造成30人死亡，200人受伤，J.P.摩根的办公室被毁。大规模的驱逐随之而来，贝克曼和戈尔德曼也包括在内。当他们正要离开时，收到了弗里克死亡的消息，贝克曼冷冷地评论说：“他是被上帝驱逐的。”
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批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成员数量只占美国劳动人口的5%，而它自己的盟员却从没超过50万。内部的纠纷及公众的嫌恶喊停了这两个劳工组织前进的步伐。无政府主义者的暗杀再也不能有效地煽动美国工人。激进团体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它们非常失望，因为战争瓦解了它们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国际工人之中建立的团结。战斗的号角响起，各个劳工团体都和自己的国家站在了同一边。美国劳工联合会因其温和的政策和对成员团体之间差异的包容，在美国很好地存活了下来。俗话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1938年，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简称CIO）成立，团结了一切非技术工人时，美国劳工联合会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公众把美国工会中不断壮大的外籍劳工解释成是工会运动的原因。他们发现工会罢工总是来势汹汹。美国人对新移民的反感超过了企业对劳动力的渴望，本土主义者成功地促使排外的移民法获得了通过。1921年，国会通过的移民配额法规对1880～1914年的新移民非常不利。移民法律规定了每年357000人的移民上限，并且优先考虑来自欧洲西北地区的人。新一代有定语的美国人已经被彻底同化了，但是原籍的配额制度却一直持续到19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