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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经济思想
从17世纪晚期开始，路易十四的重臣、闻名于世的让·巴蒂斯特·科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就让法国政府成了商业规划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政府积极地推广新技术，建立行政机构处理工业和劳动力问题，并且广泛地提供如何提高利润的建议，但结果并不讨喜。两代过后，提高法国养活人民能力的强烈需要激发了一群新的经济学家与君主走在了一起。这些分析家赋予农业一种近乎神秘的特殊品质，他们命名为“重农主义”，取“自然规律”之意。他们宣称，所有价值皆源于土地。因此所有课税都应落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
法国的例子或许最好地揭示了理论与社会现实密切联系的方式。英国人成功地实现了丰衣足食，从而实实在在地把农民从法律限制中解放了出来。重农主义者头顶上坐的是专制君主，所以他们认为，为了赶上英国的经济发展，只有国王的权威可以让国家做应做之事。重农主义者与科尔贝尔不同，他们想为农民、中间商和制造商争取更多的自由，但是政府援助都来自于像他们这样的公职人员，也需要帮市场参与者自救。[24]
依靠垂死的君主制来主持国家的农业改革是令人气馁的努力，但重农主义者仍在继续推进。他们在许多宣传册里敦促投资从制造业和贸易转向农业。[25]他们准确地注意到英国的收益来自于粮食的自由贸易，于是他们把这个目标连同单一税一起变成了他们振臂高呼的口号。18世纪70年代，德·杜尔哥（de Turgot）男爵当上了国王的首要大臣，他许可放开了国内的粮食市场。但自然没有支持杜尔哥；歉收破坏了他的努力，恰好成了对手的口实。尽管他们的朋友位重权重，但是重农主义者太少了，他们过于理论化，而且很软弱，在法国的旧政权下，他们不能克服制度针对一切形式的变化的阻力。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出重农主义者一直试图通过命令来完成英国企业家利用宽松的执法环境为自己所做的事，把地方的商业关系编织成一个国家市场。但还有一点很重要。在英国，是自作主张的个人实现了创新，无论这些人是改良的农民和地主、股份制贸易公司的经理、侵占他人权益的商人、奶酪贩子，还是专业的放款人。他们没有大局观，他们搞砸的次数和达到目标的一样多。虽然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反复试验才能形成优化的操作，但是英国的经济冒险不仅在生产上取得了骄人的成果，而且更重要的是成功地证明了允许人们做出自利选择，可以带来意外的社会效益。
资本主义在其形成过程中，步子虽然迈得慢一些，但这种方式也让它走得更持久，因为它一边发展，一边也教育并改变了民众。权力带来的变化依赖的是统治者或统治团体。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可以找到其他利益，或者有不愿分享他们的目标的继承人，派遣郑和探索非洲东海岸的明朝皇帝就是个例子。这一点很好地补充说明了一旦资本主义成为主导的经济制度，资本家就获得了和新企业家阶级同样的权力，他们可以利用权力来压制劳资纠纷。他们原封不动地保留了非常不利于工人的老式的从属关系，还保留了把劳工组织解读为凶恶的阴谋集团的法律。资本主义没有消灭上层阶级的压迫。它只是改变了它们立足的基础。社会流动性的阶梯似乎四散在人们可见之处，但实际上，今天没有资本的人的遭遇和以前没有继承身份的人是一样的。
18世纪，英国重新流行起重商主义，但在实际应用时，大多数企业早已摆脱了法律的约束。重商主义者利用18世纪激烈的国际竞争，主张对进口商品收取高额关税，从而加强民族工业，而且他们常常把外国商品说成是奢侈品，刻意用高价格帮助国内制造商阻止人们购买进口商品。或许正是这场运动触动了语言学家塞缪尔·约翰逊，他发表评论说，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重商主义者可能会摇头叹息，他们不相信追逐私利的人能够建立市场秩序，但是他们并没怎么成功地说服其他人。
虽然上层阶级的保守派可以减缓变化的速度，穷人可以求助于慈善的道德准则，但是私营企业仍潜藏着动力。如果食品价格飙升，像歉收时的情形那样，人们就会开始谈论联邦，弱势群体的问题就会变成头等大事。最终，改良的农业技术成为长期救济的方式。直到18世纪末，反对独占、垄断和倒卖的法律一直都有记载，但是它们必然会被废弃，因为在市场上从事粮食交易的人差不多达成了他们的心愿，他们学会了生产，实现了五谷丰登。
在经济变革开始时，某些智力发展曾经至关重要，但是资本主义建立后，它们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日本就是一个例子。2006年，日本首次采用陪审团制度。外行参与司法体系的想法与根深蒂固的不能质疑权威的偏见背道而驰，政府不得不推出大规模的公关活动，教导人们在陪审团中如何表现。日本人不喜欢挑战他人或在公开场合抒发己见，而这正是陪审团的审议工作。这种文化特质可能不会抑制经济发展，但一开始还是设立了障碍。相比之下，17世纪末，英国人已经非常习惯于大声喧嚷，从救助到穷人的坏习惯，他们可以就所有事公开进行辩论。质疑权威是使新事物被接受的关键。一旦所有人都看到资本主义实践已建立起来，当局很可能就会采用这个体制，就像19世纪晚期的日本政府。最初的经济体制改革混乱嘈杂，充满争议。没有人知道未来究竟会发生什么。因为只有复制成品才能是有序的，甚至是可以预见的。
除了知识上的开放性，难以捉摸的信任在资本主义初期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几乎每个研究过初次贸易扩张的人都表示，让贸易商信任远方的代理商和客户有多么困难。他们通过复杂的商业网络发货与付款，常常就像买彩票一样要撞大运。一般情况下，欧洲的商船公司会把他们的子女、表亲和姻亲当成代理人，派去特纳利夫岛、巴达维亚或太子港，让他们小心照看家族利益。英国在奠定信任基础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这个国家拥有接近600万的同源群体。虽然不同地区的人讲不同的方言，但英语仍是他们的通用语言。17世纪末，各种新教徒之间以及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教义争端几近消失，与英国国教达成了一致。期刊在区域之间传播消息。议会中的国王意味着君主以及上议院和下议院的成员都是在代表全体人民讲话。18世纪，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产权纠纷交给法庭处理。英国人好争论，但是他们相信执法机构会为他们的利益作出公正的裁决。
英国的内战分裂了精英，但是当威廉和玛丽登上王位时，更务实的新一代接管了这个国家的未来。英国法律一直保护个人财产，可是1689年后，“英国人的权利”变成了英国人及其北美殖民者的战斗口号。虽然上层阶级支持针对财产犯罪使用严厉的法律，天主教徒和异见人士也都被排除在公职之外，但是与当时其他地方的人相比，英国人仍能更自由地跨越阶级和地位实现融合。人们分享出版物中的观点，降低了发生冲突的概率，并且对宗教、经济，以及国王和议会之间宪政的权力制衡问题，更容易达成共识。这些都为信任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英国人有相同的傲慢与偏见，而且不知何故，这些共同的信念甚至还教会他们信任外国人。
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凭借亚当·斯密的大师之作《国富论》获得了某种凝聚力。经过19世纪和20世纪，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研究一样，成了一门专业。这门学科具有足够的精密度，可以用算法和随机统计数据来提出它的主要原理。我对这个精密度深表怀疑，不知道它的应用何时能超越单一比率或单一度量衡。一个国家的经济植根于它的文化，而文化混杂了各种在集体生活里发挥作用的特质。这里，“发挥作用”是个恰当的词，因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包含生动的情感、信念、期望、厌恶、禁忌、秘密乐事、违法行为、传统态度和礼貌形式。这种无序绝不适合归纳成一个方程式。社会科学的预测通常有个前提说明，其他条件不变（拉丁文ceteris paribus）——“如果其他条件保持恒定”——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但是其他一切很少保持不变。
直到资本集中于工业厂房，新无产阶级成为劳动力时，许多学者才开始相信资本主义的存在。对他们来说，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是工业化的同义词。而对其他人来说，资本主义和世界上出现的第一个文明一样古老，因为人们自始至终都在为未来的事业积蓄财富。我认为，私人投资开始推动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就开始了，企业家和他们的支持者也获得了权力，可以使政治和社会制度偏向于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正是17世纪末英格兰发生的事。推动市场经济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借了舆论的东风，因为公众不断在讨论国家如何变得富有。效率、创造力、纪律严明的工作和教导有方的实验，这一切都成了新伦理的一部分。虽然这些看待工作世界的新方式必须与强调地位、固化和公共义务的旧价值观长期共存，但是生产力的诉求最终占据了优势。以前，才华出众的年轻人都渴望成为朝臣，甚至是神职人员，可到了18世纪，制造业、金融、零售和对外贸易的职位变成了热门之选。
没有资本主义文化，就不会有资本主义，这和选择资本主义做法不一样，而直到传统社会的主要形式被怀疑并且被战胜时，资本主义文化才出现。但是必须说的是——而且要经常说——在资本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传统社会组织的道德观念也不会完全消失。相反，它们会重新部署，借由新领导和新借口再次还击。资本主义的历史必定倒映着反资本主义历史的影子，有时它们是以新理论之名出现，但更常是18世纪以前主流价值观的重新表述。
我详述了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取代德高望重的既定秩序，是想强调资本主义一路走来的艰辛。我希望读者能抵御诱惑，不要相信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是发展的必然，因为这不是事实。现今多样化的社会应该强化说明了这一点，因为有些社会并没有按照工业经济的要求，作出态度和实际行为的调整。家庭、宗教信仰等社会体制，或是政权的型态——专制的，或无政府主义的——都会对经济决策施加巨大且独立的影响。站稳脚跟是西方世界谈论经济关系的一种方式，前提假设是经济发展不可阻挡，资本主义正是这么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但是过去四个世纪不规则的发展模式表明，某些传统社会也找到了续命仙丹，可以限制威胁他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如今，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排列组合——甚至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范围内——反对谈论共性和一致性的告诫在自然界可能出现，但在社会领域很少见。
资本主义从来就不只是经济制度。它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反过来，它自身也受到了各种塑造其参与者的机制和身份的影响。资本主义创造了新的文化形态，激发了新品味，并且引入了一个全新的词语，可以讨论私营经济对社会整体福利的影响。最终，传统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失去了它们的控制能力。它们成了备选项，而且被冠上了品味问题的大帽子。与其让人们自由地把经济自由和个人权利变成基本价值观，不如形成一股不同的主流社会思潮。一旦它创造财富的神奇力量被发现，大多数国家，至少是西方世界都会想参与进来。18世纪，资本主义在英国出现，之后，其他国家复制英国的创新就相对容易许多。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些国家还可以区分哪些是它们想效仿的，哪些是它们反感的。法国的资本主义和英国的原版不完全一样，而德国的资本主义虽是法国的翻版，却也进行了调整，这个丰富的经济体制充满了个体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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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Benjamin Nelson，The Idea of Usury：From Tribal Brotherhood to Universal Otherhood，2nd ed.（Chicago，1969[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49]）.
[10] Benjamin Nelson，The Idea of Usury：From Tribal Brotherhood to Universal Otherhood，2nd ed.（Chicago，1969[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49]），229ff，74ff. See also Joyce Oldham Appleby，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Princeton，1978），6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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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This and the previous paragraph have been drawn from Mark Dincecco，“Fiscal Centralization，Limited Government，and Public Revenues in Europe，1658-1913，” Paper given at the Van Gremp Seminar（UCLA，April 28，2007），also available through scholar. Google.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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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Jeff Horn，The Path Not Taken：French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1750-1830（Cambridge，2006），51-53.
[25] Elizabeth Fox-Genovese，The Origins of Physiocracy：Economic Revolution and Social Order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Ithaca，1976）；Horn，Path Not Taken，21，30，5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