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全球扩散的经济萧条
两次缓慢又无情的运动有助于解释经济衰退日益严重的原因，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大萧条就是这次经济低迷的示例。男男女女——通常是年轻人——离开了乡村农场和服务的工作，来到了城市的工业中心，民族企业与世界市场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这两项发展都是进步的标志，但是也使越来越多的人和企业躲不开来自世界其他角落的破坏。国家对经济的控制逐渐减少。此时，资本主义的另一个特征极其意外地把经济衰退的痛苦一脚踢了进来。痛苦的源头是自由企业一贯的乐观。市场参与者必须想象出诱人的利润，才有动力为未来的产出投入时间和资源。保持希望的唯一方法就是忽视远处的乌云，只把目光集中于依然灿烂的太阳。谨慎和乐观之间很难平衡。20世纪30年代，多年的经济失速掩盖了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和坚持不懈的进取精神。
大萧条的最大问题不是它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经济活动的下行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而是正常的反弹为什么没有出现。当时有评论说，由于企业破产，世界经济从一个周期变成了一次危机，继而走入一个向下的陡坡，一些国家的失业率高达30%。未售出的商品堆放在仓库和谷仓里；很多棉花、小麦、食糖、羊毛、咖啡、丝绸、橡胶、黄油、水稻、烟草、玉米从这一次收获的季节一直存放到下一季。人们因此失去了消费的热情，沮丧、害怕和悲观的情绪鼓励了储蓄，这种反常对低迷的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虽然竭尽全力地修正这些不利条件，可复苏只是闪现了一下，并没有持续下去。总有一天，人们会意见一致，认为经济触底反弹，只是为了看到销售和价格重新暴跌。货币主义者、市场维稳派、干涉主义者、规划者、社团主义者和自由放任的拥护者对这一切各自都有惊人的解释，这就是任凭事态发展的哲学。[7]
现今，大萧条结束已经快80年，专家们对于大萧条的成因仍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大多数人赞同影响因素的说法：过剩的农业产品和原材料，与工厂生产的商品数量不匹配的购买力，不稳定的金融体系，高关税，一两次股票投机热潮后紧接着是几近停止的投资，当然，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强烈余震。然而，即使这些危险信号频闪，也不会有人预见到经济即将昏厥。事实上，与1925年相比，1929年的国际贸易和工业产值增加了近20个百分点。
专家意见一致的一件事是，黑色星期二，也就是1929年10月24日，美国股票价格骤降，并不是大萧条的触发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萧条的成因早已形成，只是被淹没在股市上涨的欢欣鼓舞的海洋里。三周内，股票价格指数从381的高点跌到了199，然后一路下滑，降至两年后的79。这次崩溃引发了大量的财务危机，许多人因此伤心欲绝。更直接的影响是，大萧条使人们对银行丧失了信心——大城市银行、城镇银行、中央银行。事实证明，银行能够非常便利地服务于储户和借款人的需求。它们可以保证人们的资金安全，向他们支付利息，并为他们提供快捷的服务。银行为新经济项目提供贷款，无论什么时候，它们借出的钱都要比它们手头的多。这让银行非常脆弱，一旦储户担心自己的存款安全，银行就会发生挤兑。这种经营状况正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真实图景，尤其是在美国，1930～1933年，9000家银行倒闭。而在德国，整个银行体系都崩塌了。
这一形势的发展似乎无法停止，一路冲到了大萧条。这个打击对美国来说尤为严重，因为它的经济主要依赖于消费者，而现在消费者的反应变得更加难以理解。1929年，股票市场崩盘，投资者从高层建筑上一纵而下的消息登上头条新闻的版面，但经济萧条的真正受害者其实都在社会底层——或是接近底层。季节性裁员变成了永久裁员，人们因此失去了信心，停止了消费。在止赎、驱逐和破产的无奈中，储蓄和退休计划消失不见。一家大小发现他们全部都失业了。民族互助会社和教会福利组成的慈善网络也几近崩溃。与欧洲国家不同，美国在经济恶化时，依靠的是个人救济。大萧条也暴露了这一点不足。
独身男子步履沉重地在这个国家四处游荡寻找工作，他们经常“偷乘火车”从一个城市去往另一个城市，于是城市周边形成了“流浪汉城镇”。[8]这些城镇被称为胡佛村，因为人们指责总统赫伯特·胡佛让好时光从他的眼皮子底下悄悄溜走。制造商陷入了双环困境。他们降低了商品价格来争取新顾客，但是这样做也压低了工人工资，工人几乎没有了生活必需品之外的花销，他们成了经济方程式中消费者端的阻力。这些年来，资本主义对工人困境的忽视培养了一批批评家，他们打着社会主义、工会主义、监管、经济正义和返回农场时代的旗帜四处游说。
世界经济非常像一艘没有船长、随波逐流的小船。18世纪以来，英国这个资本主义的先驱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了它的领导作用，尤其是在货币兑换和国家银行贷款方面。其他国家的货币都可以用英镑衡量，主要是因为英格兰银行为英镑设定了黄金定额。1931年，英国再也无法继续兑现这个承诺，它和美国一样，脱离了金本位。另外26个国家一年后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从此以后，这些国家的货币不再有黄金的支持。市面上很快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货币，自由浮动的英镑和美元也混在这些价值大幅波动的货币之中。19世纪80年代，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采用了金本位，现在这种便于国际账户结算的货币制度已不复存在。这一切对大多数不依赖国际贸易来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国家来说，伤害可能没那么大。百年难遇的大萧条已经来临。
美国拥有最强大的经济；它的工业产量在世界总产量中的占比超过40%，是德国和英国工业产量之和的两倍。[9]虽然美国可以成为经济稳定的新监护人，但是它没有，它宁愿当个独行侠。它的关税创了历史新高，保护了国内市场，而且它拒绝使用自己的财富来抹平币值波动。美国的高关税使法国、英国和德国难以偿还战争债务，因为它们无法售出商品。与此同时，美国银行也不再向这些国家提供更多的贷款。
包括智利、墨西哥、西班牙、印度、巴西和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它们出口市场的崩溃印证了一句谚语，“塞翁失马”。但是此前，它们的购买力水平已经比1929年的下降了50%多。因为没有外汇储备来负担制成品的费用，这些国家不得不开始生产原来依靠进口的商品。在这次广泛的“进口替代”中，几十家小型工业企业迅速成长。印度扩大了水泥和其他加工制成品的输出。巴西政府为了缓解过剩的痛苦，购买并销毁了咖啡。更重要的是，政府将大量资金投入了工业。这个十年结束时，巴西制造商生产的布料、服装、皮革制品和家具等商品已经可以满足90%的国内需求。日本在纺织品、铁路设备、电气机械方面差不多也实现了自给自足，以前它都是用丝绸的出口利润从其他国家买进这些商品。[10]
除了这些结构问题和过渡问题，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内的大多数政治领导人就像确信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一样，依然执著地坚持着平衡预算的信念。扩大失业救济的范围可能会刺激经济，当然也可以帮助失业人员，但是政府为了平衡预算，却削减了这项津贴。就业岗位少得可怜，于是很多家庭迁回了农村，而看着粮仓里多余的小麦、玉米和棉花，农民同样也手足无措。很多专家担心发明和扩张的时代已然走到了尽头，他们的报告让我们会心一笑。一些批评家高呼，说大萧条是对物欲横流时代的谴责。他们说，这是一个机会，所有人可以回归蒸汽机发明之前的简单生活。
大萧条的严重性、普遍性和持续性反驳了经济可以自我纠偏的论点。领导者为了经济的长期复苏必须承受几次打击，而美国不情愿展示出领导者这种开明的私利观，这令人十分沮丧。大萧条让我们感觉到有必要建立稳定货币、信贷和商品流动的机制。主要参与者——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典、美国，一段时间内还有德国和意大利——的经济与市场机制紧密结合在一起，它们开始认识到政治行动对完善市场机制的重要意义。他们通过研究报告、委员会和会议，向外界发出了新认知的信号，不过，许多都像世界经济大会（World Economic Congress）一样无果而终。合作的意愿依然存在，但是没有强烈到可以超越国家的优先事项的主导地位。
有关经济运行方式的理论经由决策者，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历史。他们的分析可以用来预测结果，这些结果对决定如何实现预期效果来说非常关键。决策者和舞台经理有许多共通之处。他们不写剧本、不做道具，也不会扮演某个角色，但是他们得像舞台经理一样保证演出的顺利进行。他们在舞台旁侧静候大萧条的登场，悲剧就是他们全新的经济脚本。英国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重新审视了经济推理的基础，建议政府停止平衡预算，开始欠债花钱，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采取措施促进经济发展”。
凯恩斯不仅挑战了国家预算需要平衡的设想，还瞄准了经济学的假设，即市场的购买和消费行为应与最佳就业保持积极的平衡。凯恩斯解释说，情况并非如此，当失业率压低工资时，新平衡并不会如预测那样发生。制造商没有再次投入生产的动力。凯恩斯一口咬定，人们不会投资，因为如果时代糟糕透顶，他们就会表现出“流动性偏好”。也就是说，他们更愿意存钱，所以资金不会被用来投资，也不会被用来生产商品和投入服务，因此，工人就会失业。20世纪30年代，这种现象频频出现，而凯恩斯当时正在埋头撰写他的鸿篇巨制。[11]凯恩斯建议政府通过新项目提供就业岗位，防止经济发展走偏。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弥补私营领域就业岗位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恢复国民对经济发展的信心，这才是最珍贵的商品。
美国的新政正是遵循了这个经济处方。一直以来，福利立法在欧洲比在美国更为普遍，因为美国的传统偏爱个人自由和自助。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新政百日”的著名演讲触动了国会，从而使国会通过了直接救济失业者的法律。接着还为工程项目提供了资金，这些项目后来被纳入了工程发展部（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简称WPA）和公共工程部（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简称PWA）的管理范围，这些工程项目负责建造一切，从航空母舰到学校，再到桥梁和道路。政府的工资表里增加了数百万人，他们建设了邮局、公共艺术和文物保护工程。
《国家经济复兴法案》的主要内容是协调产业政策，它违背了美国最强大、最独特的价值观，破坏了自由高于社会规划、个人权利高于公共福利的承诺。两名犹太屠夫因为所谓的破坏性降价被判罚款和监禁。这对谢克特兄弟一直上诉到了最高法院，他们最终打赢了这场官司，终审判定《国家经济复兴法案》中的工业法规违宪。这次判决阻挠了《国家经济复兴法案》的推行，罗斯福试图增加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席位，从而找到与他意气相投的战友。但是美国人不喜欢随意摆布他们的最高法院，所以罗斯福最后还是放弃了。法院宣判《国家经济复兴法案》部分违宪后，国会拣出了其中处理劳工问题的部分，把它们编入了1937年的《国家劳资关系法案》（亦称《瓦格纳法案》，Wagner Labor Act，简称WLA），这部法律大大地增加了工会与雇主谈判的成功几率。很快，工会中非农业劳动力的占比就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占全部劳动人员的36%。
新政最成功的项目应该是民间资源保护队（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简称CCC），这个项目为18岁～23岁、承诺把大部分酬劳交给家人的男青年提供6个月～2年的工作。民间资源保护队主要是在联邦土地上工作，帮助垦务局（Bureau of Reclamation）播种和修梯田来对抗土壤侵蚀，帮助国家公园管理局（National Park Service）建立营地和野餐地点，帮助林务局（U.S.Forest Service）保护树木免受火灾和病虫侵害。政府通过借贷资助了这些项目，从而扰乱了联邦预算的平衡目标，但是公众也不再相信古典经济学家有关市场会自我平衡的观点，新政回报了罗斯福，让他连续四届当选总统。不过，新思路产生的情况时常出现，领导人必须做好两手准备。旧时预算平衡的正统观念再次申明了它的地位。1936年，罗斯福在总统大选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他增税节支，结果印证了凯恩斯的预测，失业率再次上升。之后，国际危机接连出现。欧洲爆发战争，美国为了帮英国勒紧了裤腰带。政府开支大增，把国家带出了大萧条。[12]
如果专家的法眼都看不出大萧条的成因，那是因为这些因素之间有太多隐蔽的相互作用。这再次强调了一个观点：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虽然一些人拥有更多的权力，但是没有人会全面主持工作。所有经济的物质方面——可用资金、工厂产能、财政工具、运输和通信系统——都有赖于个人和机构的选择。更令人困惑的是，个体决策者不仅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而且根据年龄、是否经历过19世纪末的大萧条、是否刚刚步入商业世界，他们的态度也不一样。经济并不是那么令人费解，政府完全可以采取措施，防止经济低迷的再次发生，但是不可预见的发展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