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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科学家对美国技术的贡献
史普尼克号不仅促进了高等教育，还把空间探索变成了冷战时期的竞赛，国会为此殷勤地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虽然美国迅速地遣散了武装力量，但它还是保留了新武器的主要研发计划，苏联也一样。苏联的史普尼克号和美国的探险家号都是借鉴了德国的战时发展。而这些发展又是基于美国人罗伯特·戈达德（Robert Goddard）、俄国人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Konstantin Tsiolkovsky）和德国人赫尔曼·奥伯特（Hermann Oberth）的工作。1926年，戈达德使用液体燃料成功地发射了一枚火箭，这在美国没有引起多大的轰动。但是在德国却恰恰相反，反响非常热烈。年轻的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读了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和H.G.威尔斯（H.G.Wells）的作品，对可能的太空旅行非常痴迷。1929年，布劳恩17岁时，加入了一个火箭社团，了解了戈达德、齐奥尔科夫斯基和奥伯特的工作。三年后，冯·布劳恩参军。22岁时，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开始领导所谓的火箭团队研发弹道导弹。纳粹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给他的第一个导弹模型起名为“复仇武器2号”。冯·布劳恩的“复仇武器2号”能把一个2000磅的弹头，以每小时3500英里的速度发射到500英里远的地方。幸运的是，直到1944年底，这个模型才投入生产。
但这正是火箭故事的有趣部分。虽然德国人依赖于许多美国的专利设备，比如陀螺控制，但是只有他们拥有如何制造由液体推进的火箭的知识。这促进了美苏两军之间的竞赛，他们查找曾去过德国的科学家，尽一切可能地将他们带回国。冯·布劳恩看到战争即将结束，决心把他的成果交给西方列强。他安排了约500名德国科学家带着实验室的论文和检测仪器一起投降。同时，也就是1945年的夏秋时节，占领军为了把前纳粹党人带去接受战争罪行的审判，一直在追捕他们。这里发生了摩擦。大受欢迎的科学家是纳粹；他们如果没有加入纳粹党或它的隶属机构，就不会实施这些敏感项目。更糟糕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被指控为战犯，因为他们在生产火箭的波罗的海工厂使用了奴隶劳工。
美国国务院（American State Department）认为，大多数申请进入美国的德国科学家都让人反感。于是，国务院与陆军部（War Department）起了争执。这两个部门最终互相妥协，决定选一组德国科学家，把他们带回美国完成任务报告。这显示出战争期间，德国科学的影响是多么的广泛而深刻，研究范围从火箭技术直到辐射对人体的影响。美国军方希望这些科学家在美国继续从事研究，因为美国没有敌人的潜在威胁。“狂热的”成了取消某人申请进入美国资格的相关形容词。他曾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吗？另一个妥协也有了一定的成效。只有这些德国科学家的工作对美国的利益至关重要时，他们才会被允许移民。100多名德国物理学家和工程师通过了这项筛选。他们被打上了“回形针科学家”的标签，因为军方评审员为了表明他们的价值，会在他们的文件上别枚回形针。直到20世纪70年代，回形针行动共将1700名德国科学家带到了美国，他们在新墨西哥州的白沙和阿拉巴马州的亨茨维尔奠定了美国空间计划的基础。
教育的挺进对经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为这代表了巨大的资金投入，而且为电脑、医药和航空等新一轮的创新提供了智力基础。美国人有非常好的高等教育系统，但是他们也肩负着加速军事硬件研发项目的责任，这些项目从氢弹到原子潜艇，再到成熟的太空计划。虽然安全的目标很自然地取代了赢取战争胜利的目标，但是战时态度仍然徘徊不去。保密有时成了采购低效的托词，而国会议员又表现得过度通融，特别是如果采购的物品产自他们辖下的州。20世纪80年代，国防部（Defense Department）认识到了这一点，设法把B-2隐形轰炸机拆分成了几部分，送去联邦各个州进行生产。
战争期间，陆军和海军在不同的轨道上并行工作，开发出了未来最伟大的机器——计算机。工程师和数学家一直在努力设计一种设备，可以快速地完成现代数学的复杂计算。珍珠港事件之后，为了计算射击和轰炸瞄准表，这项发明显得更为必要。1943年6月，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实验室诞生，这是他们履行的一份陆军合同。海军跟着也拥有了麻省理工学院设计的计算机。这一台的内存更大。1949年，苏联发射原子弹时，海军因为计算机的高昂费用，正打算放弃这个项目。现在却没有回头路了。陆军开创先河的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简称ENIAC）是一个重达30吨的庞然大物！谁能想象60年过后，人们会拥有功率更大、速度更快、功能更多，也更便宜的掌上电脑呢？
1947～1991年是漫长的冷战时期，军事研究的开支一直在增加。1947年，国会为了把新的安全问题体系化，把以前的战争部门、海军部门和空军部门整合成了新的国防部。计算机的出现引入了一个广泛适用的革命性概念——数字传输。信息或声音可以转换成二进制数字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比特）。模拟传输利用连续的调制波形图来发送信息。二战期间，美国政府资助了一项研究，可以把模拟语音信号转换成数字比特流，20世纪80年代，它还为数字数据传输安装了第一个光纤电缆系统。[27]
政府与大学缔约，在研发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企业已经证实这些研发工作正是经济成功的关键。物理学家、化学家和陶瓷家率先在电子、通信、航空航天设计和材料测试领域开展了研究。政府挑起了重担，而且国际商业机器（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简称IBM）等公司也适时找到了大部分研究成果的商业用途。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merican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Company，简称ATTC）建立了自己的贝尔实验室，制药公司也保留了自己一流的研究机构。[28]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离任前三天的告别演说上，警告民众防范他称之为军工复合体的危险。他呼吁大家关注国家的永久战备状态以及牵涉其中的极为复杂的武器，他请求美国人警惕“同样严重的负面危险，即公共政策本身可能沦为科技精英阶层的俘虏”。艾森豪威尔指出，美国每年的军事安全开支已经超过了所有美国公司的净收益，他敦促“庞大的工业和国防的军事机构应与我们和平的手段和目标适当配合，以使安全和自由并驾齐驱，同获成功”。[29]但是除了“军工复合体”的称谓流行起来，艾森豪威尔的警告几乎没引起多少关注。这些公司从政府的慷慨解囊中谋利，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游说团体，防止国防部任何削减预算的举动。终于，美国的军费开支超过了其他所有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
很不幸，与一战和二战的毁灭性破坏相比，资本主义历史上的荣耀时期造成了更多的环境损毁。“生态学”这个新术语开始渗入公众意识，它主要研究生物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我们对生态做了什么？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已经致使环境的方方面面受到了协同攻击。世界人口从1900年的16亿增长到2007年的60多亿。这些新增人口——燃烧化石燃料、丢弃废物、引水、疏浚、土方作业以及地表耕作——都污染、弄脏、破坏了他们的栖息地。而扭转这一可怕的发展进程并非易事。
事实上，建设雄伟的大坝成了国家建设者的丰碑。他们的话语在没有讲明任何后果的情况下，抓住了经济发展的精神。温斯顿·丘吉尔游览维多利亚湖时，看到欧文瀑布的水冲进下面的尼罗河时，他并没有为波澜壮阔的美而倾倒，而是感叹未能利用它的力量：“这么大的力量就这样被浪费了……这样一个控制非洲自然力量的杠杆没有把握住，这让人禁不住烦恼并且刺激想象力。真开心，古老的尼罗河正在使用涡轮机，这将展开它的旅程。”1952年，埃及的执政者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也认同丘吉尔的这个观点。他凭着一腔热情，规划并资助了阿斯旺大坝的建设，他评论道：“在古代，我们为死者建造金字塔。现在，我们为活人建造金字塔。”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总理更简洁地称他国家的新水坝是“现代印度的神庙”。虽然大坝提供了廉价的电力以及规律的灌溉用水，但是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它们破坏了渔业，中断了河流淤积，使由于耕作而衰竭的土壤无法重新获得滋养，造成了土地的盐碱化。[30]环保主义者这个新生群体敲响了警钟，指出了环境恶化的复杂模式。
德国科学家在美国继续为太空探索进行着放射生物学、眼科和医学新领域的研究。所有没有满意解决方案的问题都会调用德国医学使用囚犯实验所得的研究结果。战争创造了防治感染、治疗疟疾和治愈受伤士兵的必要条件。战争是医学研究的温室。英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偶然发现了培养皿里的某个霉菌可以溶解致病菌，从而首次分离出了青霉素。战争期间，英国科学家来美国继续了这项研究。辉瑞公司（Pfizer）勇担风险，试用了生产青霉素的新方法，结果奏效了。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天，当同盟国的部队踏上法国的土地时，青霉素已经可以用来治疗伤员了，而且不到三年时间，每剂青霉素的成本就从20美元降到了55美分。
生化学家发现了一类新药物，而且排除了它是青霉素的可能性，这种药物被证明可以有效对抗肺炎、脑膜炎和其他细菌性疾病。1929年，弗莱明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对氨基苯磺酰胺，也就是人们简称的磺胺类药剂，可用来治疗战争伤员。这种药物被制成粉末状，投入战斗的士兵可以随身携带自己的配给量。日本人切断了同盟国治疗疟疾的奎宁供给，研究人员因此研发了一种合成药物。这种合成药物叫做疟涤平（也称人造奎宁），它救了成千上万在南太平洋作战的美国人。美国人查尔斯·德鲁（Charles Drew）发现血浆可以代替容易变质的全血。不久，红十字会开始运营血库。战争结束时，它采集并向前线发送了超过1300万单位的血浆。制药公司施贵宝发明的吗啡的皮下注射器，医护人员在战场上使用起来很方便。
这些新药物和新治疗方法在平民中的使用为战后制药行业的扩张奠定了基础。1952年，辉瑞公司的劳埃德·科诺菲尔（Lloyd Conover）对从自然中提取的某种药物进行了改良，制成了一种新的抗生素——四环素。从这项研究开始，一连串针对特定感染的抗生素在美国和西欧出现。在欧洲，政府提供全民医保，但美国却坚持医疗部门的私有化体系，政府只利用五花八门的保健措施不断增加成本，扩大了对老人和穷人的帮助。
政府投入资金推动了电脑、医疗和航空的科技发展，对战后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大有助于创新在20世纪70、80年代进入市场。不仅政府的研究开支很难与未来的收益平齐，而且它的合同扩大了行业领导者的规模，使它们有了足够的收入来维持昂贵的研发项目。政府支持研究的持续期表明了保持学习基地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为了国防，而且对经济增长也很有意义。1941～1960年，政府研发资金的份额增加了13倍，1960年，政府研发资金占全国资金总额的64%。
战后经济的另一个新要素是技术变革的速度。企业领导者不断寻找着下一匹重要的赛马。不过，他们总是押错动物，或是太早或太迟冲向目标。除了这些问题，所有新产品都不可避免地摧毁了它的前身，而这些前身原来曾是稳定的收入来源，生产人员和销售人员也都熟悉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