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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成本如何限制经济发展
因为约80%的人口在从事粮食生产，所以很少有额外的劳动力和资金去支持许多其他事业。务农累积的盈余一般都计入了统治者的税收、地主的租金和教会的什一税。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成员——皇室官员、地主和神职人员——仍旧依靠田里劳作的人上缴的税金和租金供养，而不是从企业获得的收入。其他人——批发商、律师、银行家、零售商——则以收取税金、什一税和租金过活。如果粮食生产没有改变，制成品，甚至从远方带回的大宗商品的需求就不会增长，因为人们没钱消费。与罗马帝国时代相比，16世纪欧洲的农业人口比例几乎没什么变化，正好可以证明这一点。
食品价格完全限制了可用来购买皮具、装饰物、香料、餐具、马车、家具、布料和书籍等奢侈品的资金。歉收推高了粮食价格，进一步缩减了这些物品的购买。凶年恶岁里，穷人的餐桌上接连几年都见不到肉。人们会推迟新的购买计划，直到下一个好年景出现，对推迟购买的人来说，这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即使资金越来越宽裕，商业和制造业的增长还面临着另一个障碍，即缺少农业之外的劳动力。扩大生产依靠的是可以在企业工作的男女，但是农业的劳动力需求仍排在首位。
这种状况有几种结果。它鼓励了人们为公认的困难时期进行储蓄。它还意味着奢侈品消费被限制在小范围的、有可支配收入的群体里——这个比例不超过15%。为了摆脱这个困局，农民必须学会用更少的人生产更多的粮食。新的耕作方法为了消除对饥荒的恐惧，必须维持越来越大的丰收，这抑制了对其他事业的投资。食品价格继续下降，除了贵族和城市富人，其他人也有了购买制成品和进口货物的能力。这些永久摆脱匮乏的必要改变必须从农村群体开始，因为他们对习俗是出了名的忠诚，这也使画面变得更加复杂。
16世纪早期，食品价格上涨是改变的动因。因为不断增加的人口推高了粮食价格，虽然改变存在风险，但是荷兰人开创的改进很有吸引力。新大陆的金银涌入引起了长达一个世纪的通货膨胀，但是谷物价格上涨得更快。英国一些有利因素综合在一起，促进了旧农业秩序的改革。地主和租户之间的关系很灵活，允许了新方式的采用。地主、租户和自由租地农开始效仿荷兰农民的成功技术。
黑死病的灾难影响了整个欧洲的土地所有结构。东欧国家的地主把租户变成了农奴，而西欧国家的许多家庭却完全脱离了租赁，获得了自己的土地。许多独立的英国农民——自耕农或自由租地农——与租户一起耕种着更大面积的土地。英国地主成功地打破了惯常的、持续租户一生的廉租租约。他们有权根据租户产出谷物和饲养牲畜的价格水平来调整租金。租户也可以利用固定的义务进行更好的规划。比如，他们为了换取长期租约，在协议中详细说明了耕作的改进方法，这使他们能与地主一起分享付出的时间和金钱带来的好处。法国的地主则用不同的策略来增加收入，他们用罚款、封建会费和劳动服务来压榨租户。
16世纪，人口增长推高的价格鼓励欧洲波罗的海产粮区的地主迁移到了从前忽视的土地，生产了更多出口的粮食。增长又一次引起了旧式的交叉移动，增多的工人降低了工资价格，人口增长不仅增加了食品需求，而且提高了食品价格。有钱人又富裕了一阵子。从长远来看，粮食生产无法跟上新增人口的迫切需求。从短期50年来看，不断上涨的粮食价格创造了强大的动力，去寻找获得更大产出的方法。大部分地方的大多数地主宁愿坚持使用根深蒂固的方法，但也有很多人选择尝试提高产量的新方法，正是这些人让欧洲走上改变农业体系的道路。
所有欧洲国家从16世纪和17世纪激增的贸易中都有所斩获。[7]更多的船只和货车在国与国之间运送更多的货物，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地区歉收，它的损失有时可以从同一大陆其他地区进口的粮食中得到弥补。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农村，所以政府要员们开始储存粮食以防未来的农作物歉收，尤其是在荷兰，那里的粮食供给总是不够养活它的人民。西班牙依赖北欧国家进口的小麦、铜、锡、木材、麻、亚麻以及高品质的纺织品，而且许多西班牙人当时也有钱购买。这种追逐商品的货币增长很自然地导致了通货膨胀。但有趣的是，食品价格的上涨速度超过了其他商品。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过多的人和白银。
欧洲农民有自然的水源，所以不必像中国和中东国家的农民那样依赖灌溉。修建灌溉用的运河、水闸和水轮机的成本非常高，只有政府或富人可以负担得起。这一事实可能限制了创新者相对于官员和富人的人数，因为官员和有钱人往往是最保守的社会成员，他们是当时既存状况最大的投资者。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部分地区同时享受着人口增长和财富增加，直到18世纪中叶，人口增长才超出了它的承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