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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变化与分析
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提供了思考资本主义历史的线索。他的《国富论》是第一本有关英国经济变迁的巨著，论述了1776年，也就是这本书出版之前的两个世纪里英国经济的变化。斯密从更长的时间序列上分析了经济的渐进，这些步骤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演变。资本主义的历史毫不费力地向前迈进，这一说法产生了资本主义历史的最大讽刺，它解释了资本主义的起源，说它使自然之事变成了令人震惊的打破先例。这个观点有赖于人们看待资本主义的参照系。在斯密看来，资本主义出现得很自然，从人们的普遍想法逐步过渡到“交换与交易”。而经济发展自身实际上又促进了这一特有的文化特质。斯密把因果颠倒了。对于斯密和他的哲学同事来说，经济变化缓慢且稳定地积累了资本，这些资本后来支付了劳动分工等提高生产力的改进的成本。他们认为文化调整不是必需的，因为面对多样化的着装、饮食、举止等，经济人的心脏——特别是女性经济人的心脏都会疲惫不堪。
英国经济发展相关的完整阐述已经持续了两个多世纪——差不多包含了七代人的生活经验——亚当·斯密描述的演化过程完全可以借此想象。但是在欧洲大陆上，与工业化一起到来的还有残酷的速度。人们被拽离了传统的农业秩序，终其一生在大小工厂中度过。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观察了19世纪中间数十年的分崩离析，他不接受资本主义的出现是英国演进的解释。他认为胁迫才是导致这种转变的绝对必要的原因。马克思认为这股力量来自一个新阶层，他们联合了生产上的共同利益，尤其是他们以新的工作模式组织劳动力。
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宏图伟略最重要的一点是分离了穷人和私人所有的工具与农田。[6]他还强调，资本积累是摆脱传统经济方式的第一步。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欧洲教堂的实例已经证明，他们拥有建设雄伟建筑以及公路、隧道、风车、灌溉系统和码头等其他构筑物的资金。而文化资本的积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更为关键，尤其是生产的新技术和新思路。这些创新可能来自于一位公爵，琢磨着如何利用自己的财产进行采矿，也可能来自于一名农夫，为了防范动物入侵，利用闲暇时间修建了栅栏。
工厂的工作关系比佃农和地主之间的关系更直观，所有者就是从每个工人的劳动中赚取利润。工厂销出货物后，工人得到的工资很微薄，但雇主的收益很可观。马克思说，雇主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为扩大再生产积累资金，而扩大再生产可以使他们进一步榨取更多工人自己创造却得不到的财富。工人与雇主的生产关系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这些新行为方式的载体是外来者，也就是脱离了传统社会道德观念的人，狭隘的自身利益驱使他们这样做。而且由于共同的政治目标，这些资本家开始挑战既有秩序，为阶级冲突推波助澜，马克思把这些称为变革的动力。马克思的论证隐含的意思是，资本家的专有优势指导了市场运作。
20世纪早期，另一位精明的哲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研究了斯密和马克思的宏论，发现了两人都谈及一个决定性特征：人们在资本主义方式开始前后的态度转变。韦伯追问，对于经济进步必不可少的价值观、习惯和推理模式曾植根于近代欧洲的土壤里，它们如何具有了在各个方面都不同的生活节奏和道德词汇。韦伯之前，英国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很少有这样的困扰，他们一直认为男人（很少说是女人）是天生的生意人和永无止境的自我提升者，当幸福感会随生产力增加时，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地提高效率。
经济分析家受到亚当·斯密的影响，假定人类心理能自然适应持续的经济活动。韦伯只一句话就质疑了这个假设：“一个人生性并不渴望挣多少钱，只是单纯地想过自己习惯的生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才要多赚一些。”[7]韦伯从一个有趣的现象开始了这个探讨：发达国家和新教教派的经济联合。他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是16世纪新教改革意料之外的副产品。韦伯研究了改革者反对的天主教国家的形式和情感，详细说明了新教领袖如何教导真正的基督徒处处遵从上帝的旨意。他们把艰苦的道德观念播撒到传统社会的每个角落，用理性之刀切除了天主教的赘生物。韦伯表示，清教徒把道德和理性带入工作世界，改变了人们的习惯。清教徒给工作涂抹了宗教的色彩，遭到了贵族的否定。新教传道士总是向人们不停灌输的观念是，每个人总是晃悠在需要救赎的悬崖边缘，这引发了极大的个人焦虑，也吸引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天意，信徒们开始仔细探寻上帝在每一事件背后留下的线索。经济繁荣经由人们对日常生活的严密考量，变成了神旨的体现。韦伯说，这些都在不经意间把男男女女变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
新教的所有召唤都在赞美上帝，它中断了宗教惯常的仪式安抚，成了现代的原型和传统的敌人。韦伯确切指出了先前有关资本主义历史讨论的错误之处：因为这些讨论始于一个未经检验的前提，即假设男男女女都急着除旧迎新。分析家把当代价值观投射在过去，并没有认真研究人们的动机。他们自以为，即使需要改变态度或参与令人不快的活动，但如果有希望能赚更多钱，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积极回应。这些推理从这样的假设出发，扫除了资本主义如何在西方世界取得胜利的所有中心难题。
韦伯否定了斯密，因为斯密认为人们存在的交易与交换的自然倾向无法控制，韦伯还批评了马克思，因为马克思假设在资本主义市场出现之前，市场心态就已存在。斯密把每个人都形容成资本家，他们在市场的物质回报的驱动下，不断寻求自我完善。资本主义正是因为人类这一可靠的禀赋，才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出现。马克思虚构了一帮逐利的人，他们非常有洞察力，可以在脑海中勾画出一个前所未见的世界。韦伯把斯密意指的不懈的经济努力归为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需要解释，而不能认为是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