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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影响
这些强大的思想家——斯密、马克思和韦伯——对后续有关资本主义的分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为一名学者，我一直着迷于经济发展如何改变了我们对物质世界的看法，如何改变了我们看待自身以及工作和生活的方式。虽然我学习了所有这些主流理论，但对我影响最深的还是韦伯，他强调资本主义形成的偶然因素以及意想不到的结果，他也尊重文化和智力特征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这些都深深地触动了我。我也把自己与当代意识形态的连续体统一了起来。我是一名坚定的左倾自由主义者，有时自相矛盾，但自由主义者的神经仍时刻紧绷。我始终对先进的政治怀有浓厚的兴趣，我相信某个信念正在不恰当地左右我们，而资本主义是个独立的制度，参与者的特征和特定的社会目标并不会影响它。经济的力学模型总是强调无私的意图，但实际上削弱了我们在已有选择范围内的理智的思考能力。
1967年，我还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教书，就是在那里，我迂回地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所有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美国历史讲师使用的都是同一本基础入门教程。这本书的内容很主流，包括清教徒在新英国一连串的布道，包括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利维坦》，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政府契约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识》、《联邦党人文集》等，它用一组数据展示了现代社会思想的起源。
教学是揭露无知的伟大开端。你边听别人的演讲边做笔记时，一切似乎并不困难。可当搞清楚过去的任务落在你肩头时，差异和不合理的推论就会亮起危险警示灯。我在涉及“人性”的定义中很快发现明显的异常。人性是18世纪进入公众讨论的一个术语，我们从未审视过有关人性的想法，因为它似乎是社会的常识性概念。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友谊、婚姻和育儿，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几乎囊括了一切。我的教学还出现了一个问题，如何解释17世纪人性的根本变化。我们早期选择的教科书中，清教徒的布道词和伊丽莎白（Elizabeth）的戏剧集总把男男女女描绘得轻率又任性，再不然就是些彻头彻尾的恶棍。但是往前快进一百年来看，人类心理学的基本假设已经发生了蜕变。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有一些关于人的新观点。斯密认为自己的人性观点很合理，他说：“迅速保存的原则是我们不断改善自身条件的需求，这种需求一般是平稳的且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自我们从娘胎出来，直到走进坟墓都挥之不去。”他讲到“每个人为了改善自身条件而付出的始终如一的、恒常的和不间断的努力”。[8]我想知道亚当·斯密如何得出这个观点，认为人完全理性且会自我完善。当然，这和莎士比亚创造的人物以及清教徒信仰“亚当的堕落是我们所有人犯的罪”并没有相似之处。我在英国轮休了一年，成了大英博物馆的常客，我在那儿阅读了一个新流派的著作，它们最早出现在17世纪20年代，是宣传页、经济短文、传单和建议书等贸易方面的文字记载。顺着这些贯穿17世纪的书面记录，我找到了丰富的线索，可以打破关于人性的传统看法。我发现大多数作者总是把他们的政策建议与有关人类倾向的主张或通常所说的自然法搞混。[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