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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资本主义和它的批评者
电影《华尔街》里，反面角色戈登·盖柯（Gordon Gekko）说，“贪婪非常好，没有比它更好的词了”。可能很少人会同意这一点。举例来说，1997年，时任美联储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在国会讲话时就指出了“传染性贪婪”的危险。贪婪不是人们反对资本主义的唯一理由。我简单列举一下，贪婪包括以下这些指责，比如重视短期机会、轻视长期影响，不负责任地行使权力，把物质价值凌驾于精神价值之上，把人类关系商品化，把社会价值观货币化，腐化的民主，令人不安的社会、体制和安排，以及奖励攻击性——是的——这些都是贪婪。[19]
另外两个资本主义的责任给未来投射下了长长的阴影：顽固的贫困和日益恶化的环境。虽然全球大多数经济体一直发展良好，但是第一世界为了刺激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繁荣努力了60年，还是以失望告终。专家们重新集结，尝试用新方法推动停滞不前的经济，使失败的国家恢复活力。一些人思维更开阔，他们认为与其期待另一次能转移注意力的技术冲刺，不如现在开始弥补资本主义的缺陷。21世纪的议程很满，必须多管齐下地阻止20世纪人口增长、化石燃料燃烧、水污染以及其他各种人类入侵给地球造成的环境破坏。
资本主义的批评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人是被粗俗和丑陋触怒，因为资本主义的逐利催生了很多的不堪。他们不喜欢过剩的商品和全球公民对物质享受的着迷。这类人通常来自于社会精英或学术精英。第二类人抨击资本主义是因为全球化的罪恶，全球化以易受攻击的穷人为代价，扩大了发达国家强取豪夺的范围。跨国公司最忌讳反对全球化的运动，因为人们认为这些公司没有社会责任感，对人的需求置之不理。批评家眼中的跨国公司就像章鱼，它的触角总是死死抓着有希望赢利的方案，即使这个方案不太可靠。第三类人想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进行改良，使这个制度更开放、更公平，就像人们对美元一样，有求必应。第二类批评家似乎最有趣，只是因为他们在对抗顽固的贫穷以及伴生的痛苦和不公时最有建设性。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和印度的发展已经使3亿人摆脱了贫困。还有其他数百万人因为移民到经济更繁荣的地方，也脱离了贫困。[20]比如，50万罗马尼亚移民正在为老龄化的意大利提供年轻的劳动力。意大利并不是唯一一个人口下降的欧洲国家。法国、德国、西班牙和希腊都已降至人口置换率以下。
中东的油田、建筑工程和迪拜等城市的家政服务也需要工人，这些年轻人大多来自印度和菲律宾。非洲的移民浪潮每周都会推开欧洲的门户——西班牙涌进来。这些外籍工人寄回家乡的汇款高达数千亿美元，但是他们背井离乡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或许，如果国际交流没向这些男女炫耀西方国家的生活，他们就不会在意，但是他们现在知道了，所以他们也想过这样的生活。话虽这样说，但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在没有电视刺激的情况下，还是有5100万欧洲人和200万亚洲人来到北美和南美，4900万中国南方人和印度人移居东南亚，4800万俄国人和中国人离开家乡，往中亚、西伯利亚和满洲迁移。[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