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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重组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善变的资本主义再度改变了它的节奏和结构。与帝国主义毫无章法地占领新地盘形成鲜明的对比，商业企业成了现在的关键角色，它变得越来越理性，越来越高效，组织性也越来越强。铁路和电报的早期发展为复杂的企业结构奠定了基础。火车和电报打破了村镇之间的区隔，连接了天各一方的城市。电报线路和铁轨保持了人、货物和信息的连续运动。如果组织得井井有条，新企业在购买材料、组织生产和吸引顾客的同时，还可以削减成本。大型化推动了机构重组，并且为此付出了代价。
20世纪伊始，资本主义不再是打破固定模式的可憎入侵者。资本主义在欧洲、美国和日本成了优越的经济体制。19世纪，不断演进的技术和风险企业家之间展示出了强有力的联系。虽然很少有人研究，但是德国和美国赶超英国的历史提供了很多经验教训。第一点，承担风险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一部分资本主义动力具有破坏性。创新维持了经济发展，而培育消费和扩大生产也同样重要。恐慌和经济衰退提醒人们，即使一些参与者拥有更多的权力，但是没有人对创业经济是负有明确责任的。仅凭这一事实，证明人民和政府的困难就能达成共识。在生产、储蓄、消费、雇佣、工作、借贷等私人决策中表达的市场选择的积累可以、可能以及必将会带来惊奇，或许也有惊吓。
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激烈的竞争不断啃噬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利得，同时，技术创新也吸纳了更多的资金。起初，贸易协会依然希望缓和这些价格大战；它建立了一家由许多机构组成的控股公司，这是一个更加有效的解决方案。这家“公司”——速记术语是指私营企业——在范德比尔特—卡内基—洛克菲勒时代的尾声接管了一切。事实上，当俄亥俄州的标准石油公司近乎垄断了油田、管道和炼油厂时，洛克菲勒推出了一项新举措。根据俄亥俄州对营业执照的要求，他不能合法拥有俄亥俄州以外的股票，因此他制定了新策略。为了持有不同企业的股票，他成立了一个理事会，1881年，洛克菲勒建立了石油托拉斯。这不仅抑制了市场竞争，而且新公司变得非常大，必须付出成本进行管理改造。
这听上去似乎不可思议，正是官僚制区分了公司与早期的商业体系，辨别了官僚机构以及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早在美国政府用缩写字母建立了ICC（国际商会）和SEC（证券交易委员会）等里程碑式的官僚机构以前，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Pennsylvania Railroad）、杜邦公司（DuPont）、标准石油公司、国际电报电话公司（International Telephone and Telegraph）就形成了复杂的组织，这些公司的复杂程度形成了新的专业管理。管理人员掌握了新技能，因而声望日隆。各个专业的并行发展融合在一起，构成了更复杂的组织。义务教育提升了劳动者的素质，受过培训的管理人员还学会了如何使用统计、财务报表、采购策略和技术报告。
如果你利用从上到下堆叠的方格能够想象出典型的组织结构图，你就可以掌握新业务结构背后的工作原理。纵向来看，这些方格表示职权；拥有最终决策权的董事会位于组织结构图的最上方，但是董事们能掌管的也只有24/7。领薪水的高管，也就是后来所称的首席行政官（Chief Executive Officer，简称CEO）现在取代了所有者，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公司的每一个组织单元在经营和经理、职员、会计师、工程师、技术人员和销售人员等管理层级中都有自己特定的任务，而生产单元也分成了工人和工头。这些单元的管理人员通过确定的命令链向他们的上级报告，并且通过来来回回的信息流彼此相连。
尽管新组织的刚性结构略显军事化，但实质上它仍具有流动性，可以使公司快速响应市场的微妙变化。这刺激了公司更加依赖资本而不是劳动力来构建新的组织结构，因为它们只有跟上定期提升的鼓点，才能获得更大的收益。[24]市场吹响的竞争哨声，CEO及中层管理人员总是听得最真切。职业经理人就如同良将，必须驱策他的团队不断寻找各种方法去拓展市场，与创新保持同步、打垮竞争对手以及削减成本。[25]研发是常态工作。许多新公司非常大，大到足以支配它们所在的行业。市场份额的概念在如今的成功词典里几乎与稳定的利润同义。传奇组织者小艾尔弗雷德·P.斯隆（Alfred P.Sloan，Jr.）就是个很好的例子。1920～1956年，他在任职期间将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简称GM）的市场份额从12%提高到了52%。
1893年，另一次经济衰退外加资本密集型产业之中的价格战，刺激了企业整合，抑制了市场竞争。新泽西州用一部公司法打开了缺口，不管公司的注册地在哪里，它都可以持有其他公司的股份。兼并公司后来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减少竞争的策略。企业合并遵循了规模经济这一由来已久的原理，它可以使三四个大公司享受规模带来的成本节约，但是也只有能引起节约，大型化才是有益的。[26]
合作的企业别无选择，只有形成托拉斯或是获得一张新公司的营业执照才能集合现有公司的股份。经济繁荣的回归引发了前所未见的企业大合并运动。1895～1904年，超过157家大公司吞并了1800个独立企业。近100家整合后的新公司在其竞争市场上都获得了具有绝对优势的市场份额——从40%到70%不等。石油、烟草、钢铁、汽车行业的大公司都因此繁盛起来，但是毫不夸张地说，也有成百上千试图遵循这一模式的企业失败了，因为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不能给它们带来什么好处。[27]
对很多公司来说，最危险的通路是从家族企业变为非个人公司。很多家族企业，比如雨燕（Swifts）、迪尔斯（Deeres）、伊斯特曼（Eastmans）、加信理财（Schwabs）、火石（Firestones）、陶氏（Dows）、屈臣氏（Watsons）、麦考密克斯（McCormicks）、西屋电气（Westinghouses）和安德玛（Armours），它们能保持长时间的公司控制权是因为它们的发展依靠的是内部力量，而不是购并。不过，虽然个人才能关系重大，但是成长和多元化的挑战仍不断加剧。并不是所有继承人都具备同等的才干，拥有指导公司扩张所需的广博知识；大多数家族企业没有雄厚的资本可以用来支付垂直整合和管理重组需要的可观成本。只有范德比尔特拥有足够的资金，可以实现它们铁路系统的现代化。
皮埃尔·杜邦（Pierre du Pont）的天赋非常好地证明了这一点。1904年后，他主持了杜邦公司的重组，1920年后，他又担起了通用汽车重组的重任。杜邦既富有，在金融事务上又足够精明，他不需要常常为了公司扩张而投奔华尔街。他的直觉会告诉他，哪些经理可以成功，而且他也拥有良好的判断力，在保持利润的同时，还可以解决现代化运营这个艰巨的任务。杜邦在通用汽车时慧眼独具地提拔了艾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保证了公司的持续繁荣。[28]但是他罕见的成功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经营复杂组织需要与众不同的人才，比如经营一家经历重大变革的公司，那么什么在成功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是独一无二的个人，还是企业的最优结构？[29]
1917年，200家大公司的排名让我们看到了是什么取代了当地的肉类加工厂、农户零售商、裁缝和车匠。我们想起了美国烟草公司（American Tobacco）、美国橡胶公司（United States Rubber）、桂格燕麦片公司（Quaker Oats）、标准石油公司和匹兹堡平板玻璃公司（Pittsburgh Plate Glass）。这些企业利用数百万的资产和数以千计的员工生产着食品、烟草、纺织品、服装、木材、家具、纸张、印刷用品、化学制品、石油、橡胶、皮革、玻璃、金属、机械、运输设备和仪器。[30]这种整合形成的巨无霸有时被称为管理资本主义，它们依赖公司的法律基础，是永久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还是经营范围受保护的公司。因为在州政府注册成立公司很容易，所以股东很少认为公司是一个礼物。[31]
J.P.摩根（J.P.Morgan）等私人银行创建了工业证券的股票市场。股票销售为许多并购提供了资金，从而整合了整个行业。银行买进了大量普通股，它在股东大会有足够的分量可以影响股利和投资政策。这种运作形式直到银行家的影响力威胁了公众利益才停止，公众代言人要求法律限制这种金融资本主义。时移世易，银行丧失了一些它们在19世纪末还在行使的权力。大公司不仅受到了联邦更多的监管，而且还有了新的资本来源，比如公司的收益节余或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新公司或正在扩张的小公司成了华尔街银行的座上客。[32]随着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范围不断加大，股东的监管能力逐渐弱化。
因为新机器把生产过程分解成了单独的步骤，所以办公室和部门的复杂设置促进了订购、开账单、记账、写信和准备营销材料等日常工作被分配到单独的责任单元，每个单元都有自己的管理团队——从购买原材料、建立工厂和培训劳动者，到生产、营销和交货，再到开支支票、成本入账以及进行相关研究——这么做的目的都是为了协调不同的活动。雇用工人曾是车间工长的工作，现在变成了人力资源办公室和效率专家的专业职责。商业官僚机构的精细化也催生了我们熟悉的诸如“功能专业化”之类的新官样语言。
财力雄厚的公司为把创新设计转化成适销对路的商品支付了昂贵的成本。美国的政府相对较小，所以工商企业成了这个国家最大最复杂的社会组织。州一级的政府很少为企业重组设置障碍，并且还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激励措施。比如新泽西州的法令提议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权力共享的联邦制度就很好地服务了商业利益。各州之间也在竞争资源；有营业执照的公司可以带来税收收入，为了给公司董事会他们想要的东西，激励措施也必须很强大。新泽西州宽松的法律环境吸引了很多公司。尽管建立大型公司是趋势，但是失败的努力仍多过成功的案例。国家新奇公司（National Novelty）、国家盐业公司（National Salt）、国家淀粉公司（National Starch）、国家壁纸公司（National Wallpaper）、国家绳索公司（National Cordage）这些公司都一败涂地。即使现在，大多数人仍在小企业工作。创立于1910年以前的财富500强企业如今仅存29家。[33]
在美国竞争推动了市场导向的大公司的形成，而在德国，竞争却导致了不同的结果。1873～1896年的大萧条促使制造商结盟，形成了卡特尔，这种生产者的组织依靠单一部门的指导来实现集体目标。1911年，市场上共有500多个卡特尔；到1923年，卡特尔的数量增加到了1500个。英美的普通法把卡特尔的价格管制解释为某种贸易限制。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在大萧条时，通过国会颁布了《国家经济复兴法案》（National Recovery Act，简称NRA），将合作规则强加给了制造企业，最高法院却宣布这个法案违宪。欧洲的大陆法就不存在这样的障碍。这种法律环境意味着卡特尔在英国或美国可以形成，但是法院不承认它们的规则。18世纪和19世纪初，斗志昂扬的竞争是企业的烙印，而这种竞争现在让位给了命令，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竞争的破坏性。
卡特尔反映了一种谨慎的防御策略。它旨在保护收益，而不是开拓机会，卡特尔在特定行业里推动了缓慢有序的发展，它通常是根据效率最低的制造商的生产水平来设定价格。当稳定的重要性明显高于定价时，卡特尔甚至会更多地干预市场为个别的公司分配市场份额或配额。与其他曾盛极一时的体制一样，卡特尔也同时存在着优势和劣势。[34]它们常常借由信息传播来翻过这些老皇历，并且利用定价来防止回报的不稳定波动。卡特尔妨碍了个人决策，有时还阻断了随之而来的创新。
卡特尔是一种协作经营，它依靠总部专业管理人员的指导来制定整个行业的决策，从而抚平了行业的起落。它们还保护了个人公司免于被大机构吞并。两相对比，卡内基钢铁公司和联邦钢铁公司（Federal Steel）生产的钢锭和钢轨分别占到美国产量的35%和45%，而鲁尔谷却没有一家钢铁制造商可以生产出德国10%的钢锭或钢轨。[35]
因为德国帝国政府是高度官僚化的政权，所以它有引导经济发展的立场，但是实际上，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实业家几乎都不会横加干涉。19世纪初，普鲁士政府就开始资助技术和科学研究，这些研究经过工程学校的网络扩散开来，[36]成为德国化工、金属、电气和重型机械等行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德国政府用关税为钢铁行业设置了保护，远离英国和比利时的竞争，它放手让企业家自主经营公司。美国也紧随其后，提高了关税壁垒，保护它的“民族”企业。到19世纪90年代，德国和美国的经济优势显著提升。
英国人是自由贸易政策的先驱，它连同荷兰和比利时一起拒绝筑立关税壁垒，它们因这一决策承受了巨大的痛苦。这并不是说它们有多大的功劳。一位外交官曾就此打过这样的比方，他说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就像是一个人爬上了一棵果实累累的大树，然后一脚踢掉了梯子。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带有偏见的观点。[37]事实上，每个人都可以从自由贸易政策中受益。世界经济低迷时，英国愿意坚持自由贸易，这意味着生产过剩的国家可以出口一些商品，虽然存在短期成本，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可取的稳定市场的方法。[38]1931年，逆境迫使英国放弃了领导地位，自由贸易政策因此终结，每个人才开始感念它。另一个“英国人的特质”是他们的企业控制权常常攥在家族所有者的手中，所以他们没有像美国人与德国人那样着手进行企业重组。不作为也会有疼痛，这些公司眼睁睁地看着竞争对手夺走了它们钢铁产品、电气设备和染料大部分的国际市场份额。小的可能是美的，但在19世纪末，小却没什么用。
人们认为卡特尔和关税营造了自满的经营环境，但是德国制造商突破了这个认知误区，他们为了争取国内的市场份额而彼此竞争。19世纪中叶，铁路建设的势头很猛，几乎顺利地过渡到了电力、化工和精密工程等新技术。[39]因为这些资本主义的新赢家，德国人成了世界的开拓者。德国的电气工程行业走向了统治全球的宝座。到20世纪初，德国产的电气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半壁江山。同时，德国还几乎垄断了欧洲的精细化工、染料和光学等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