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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湖上的违约
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最有力证据就是欧洲在新大陆殖民地刮起的蔗糖风。哥伦布在第二次航行时，把甘蔗幼苗带到了加勒比地区。西班牙当局鼓励殖民者种植甘蔗，但是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贵金属。所以这项业务就留给了巴西的葡萄牙人，他们证实了一旦拥有可以做苦差事的工人，利润就会随煮沸的甘蔗流淌出来。马德拉群岛和圣多美岛的糖料种植为葡萄牙人在新大陆建立种植园提供了模板。过去的三个多世纪里，巴西进口了约400万名奴隶，成了欧洲最大的奴隶贸易基地，其中超过1/3的奴隶被运往了新大陆。难怪巴西人在远眺里约热内卢海港的山脉时，只会看到一座糖面包山。
虽然教皇让西班牙接受了葡萄牙占领巴西的事实，但是塞维利亚的印度群岛理事会（Council of the Indies）还是下定决心要保住西班牙在加勒比海的控制权。很可惜，16世纪，西班牙的战争耗尽了国家和皇室的金库，而恰逢此时，法国、荷兰、英国，甚至丹麦都急着进入新大陆争抢财富。西班牙制造商又提供不了这些殖民者想要的货物——至少肯定不会像荷兰人和英国人供应的货物那么便宜，荷兰人和英国人都很愿意把工具、武器、布匹和食物等走私带入西班牙在新大陆的众多的港口城市。西班牙维持垄断控制的努力只会将不法之徒吸引到加勒比地区。不久，加勒比地区就被认为“越线”了——僭越了欧洲文明及其国际条约的规范。加勒比地区的欧洲人可以容忍强奸、绑架、抢劫、虐待、攻击、剽窃以及各种欺诈，而他们对待非洲和印第安奴隶惨无人道的行为使这一切更显卑劣。[8]
荷兰人想在西班牙大陆找到一个立足点，于是集中精力发展贸易。1634年，荷兰西印度公司的贸易商从剽窃到走私，终于占领了离委内瑞拉海岸不远的库拉索岛。库拉索岛附近是盐的来源，盐是宝贵的食品添加剂，对荷兰的鲱鱼贸易至关重要。荷兰西印度公司用价值差不多24美元的货物买下了曼哈顿，同时，它已经在北美大陆建立了新尼德兰。库拉索岛凭借其天然港，成了荷兰奴隶贸易的中心。荷兰人利用这条通往西班牙大陆殖民地的要道，加入了西班牙贩奴许可证的竞争。
西班牙很少关注小安的列斯群岛，也就是圣多明哥和卡塔赫纳殖民地以东500英里，所谓的向风群岛和背风群岛。英国人和法国人却非常乐意占领它们，法国人在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建立了定居点，英国人则在圣克里斯托弗、巴巴多斯、安提瓜岛、蒙特塞拉特岛和尼维斯安置了下来。英国企业家开始用白人契约佣工在岛屿上种植烟草；但是白人佣工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而且这个劳动力供给总是很不确定。这些自由佣工的劳动合同四五年后到期时，雇主必须为他们提供土地或工作。作为劳动力，非洲奴隶显然更有吸引力，如果用一种出口作物可以标明他们的售价，那么一定就是蔗糖了。
法国是欧洲大陆最富有且最强大的国家，但是法国企业家不得不与未改革的绝对君主制抗衡，绝对君权的任意使用对他们的投资安全构成了威胁。法国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各种路桥通行费阻塞了它贸易的内部通路，同时，大部分农民也缺少经营农场的技能和投资。不过，法国人在新大陆学会了如何生产糖。18世纪，法国的糖收益大幅增长，但也只是受到一小群投资者的青睐。法国君主制的财政危机因新大陆糖料种植园上缴的大量税金而推迟到了18世纪末。
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不仅侵入了西班牙控制的加勒比地区，而且挑战了葡萄牙的奴隶贩子，他们组织了一场激进的运动，打破了葡萄牙对西非奴隶贸易的垄断。就海岸线的长度而论，后来者想进入这个利润丰厚的贸易并不困难，他们可以在非洲海岸购买奴隶、与各种各样的非洲统治者做生意。直到19世纪，欧洲人才穿越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近海岛屿坚固的城堡或工厂里经常聚集着奴隶货物。有时，成群结伙自由武装的非洲人会袭击村庄，把他们的俘虏卖给奴隶贩子。奴隶贩子沿着从塞内冈比亚到安哥拉3500英里的海岸线，收集他们用来交换欧洲商品的奴隶货物。奴隶贩子特别喜欢枪，因为用枪能抓住更多人。为了穿越大西洋的航行，他们把俘虏按性别分开，塞进船舱，在8～12周的时间里，每个奴隶都只能窝在四平方英尺的空间内。一次典型的航行一般能装运150～400名奴隶，通常，12%～15%的奴隶会在途中死亡。而且约10%的航程会爆发起义，几乎总是在第一周发生。[9]
16世纪末，欧洲的制糖中心从安特卫普转移到了伦敦；西西里的制糖业缩减至只能满足当地需求。英国人通过垄断公司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进入了奴隶贸易，但是到17世纪末，垄断时代就结束了。闯入者大声抱怨，贸易之门大开。利物浦变成了英国的中心，相当于兰斯之于法国的价值。18世纪90年代的高峰期，每隔一天就会有一艘奴隶船驶离英国港口。英国自1713年获得了西班牙的贩奴许可证开始，控制奴隶贸易长达一个世纪，直到国内的改革者叫停了这项可怕的事业。
英国大陆殖民地的商人，尤其是罗德岛州和纽约来的商人，与从利物浦起航的奴隶贩子共同参与了奴隶贸易。北方的英属殖民地在为西印度殖民地供应补给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印度殖民地宁愿进口所有东西，也不愿转移投入糖料种植的人手和土地。它们用糖浆换取美洲殖民地的进口商品，新英格兰人把这些糖浆运回国，蒸馏成了朗姆酒。除了最贫穷的欧洲人之外，蔗糖从奢侈品几乎变成了所有厨房的必需品。仅一项食糖进口的价值就相当于亚洲国家贸易总价值的四倍。[10]每个通往大西洋的欧洲国家都加入了这场甜蜜的利润之争，这种甜味剂不仅能让茶更好喝，布丁更好吃，而且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一年四季地保存水果和蔬菜。
糖料种植园主把资本投入了种植园，催促他们的奴隶和土地尽可能多地产出。他们追求快速的回报，因此接受土壤的必然退化。这种作物太有赚头，种植园主又太残酷，他们简直在把奴隶往死里用。加勒比地区的劳动力每10～13年就得更换一批。欧洲企业家因为远离家乡，所以他们不再理会礼仪和道德的约束。许多种植园主把财产留给他人管理。这些在外地主最终都乘坚车策肥马返了乡。几乎没人会质疑他们巨额财富的来源。英国有十几个这样的食糖权贵在下议院占有席位。他们没有把钱再投进种植园，种植园的土壤肥力因此下降，这为新的种植园进入市场创造了机会。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巴西都处于很重要的地位；1690年前后，巴巴多斯达到了顶峰；1700年后，海地和牙买加很辉煌。18世纪的后半段，历史上最伟大的奴隶起义结束了圣多明哥的鼎盛时期；整个19世纪，古巴一直很兴盛。古巴控制着制糖业，奴隶在那里的售价是非洲买入价的30倍。[11]即使这样的差价仍能找到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