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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论述
英国市场经济的形成历经了两个世纪，自始至终都存在一股活力，而这股朝气蓬勃的劲儿最初是由17世纪的宗教和宪法纠纷培育出来的。生财的新机会越来越明显，当时的人开始寻求解释，他们很容易就会发表关于传统经济正在发生什么的看法。他们往往写文章来证明自己作为积极的市场参与者的特定利益。某些分析家是“代笔”，他们为海外贸易公司或国内制造商进行辩护。道德家则常常借由书写来哀叹罪恶的个人利己主义，痛心他们藐视旨在保护穷人的旧规则。然而相当意外，几乎所有观察市场的人——尽管并非所有人——普通百姓都对新机遇作出了积极的回应。这证明了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从自身利益出发的行动能力，这使他们的社会上层十分惊讶，因为这些社会上层一直认为，单纯的农民和小城镇商人并不拥有想象力采取惯常之外的行动。
在稀缺世界中劳动力和资源全力投入才能用一年的生产置换一年的消费，而现在，这个世界渐行渐远。各种各样的欲望带来的煎熬仍普遍存在。17世纪末，一位受人尊敬的专家曾推测，英国有一半人口需要援助才能度过一年，他们不得不依靠全国税收支持的救济制度。[1]户外救济一点也不慷慨，自从地方政府就位，可以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时，革新派雇主解雇或取代工人就更加容易了。
很快，经济发展新现象的观察者就开始广为宣传人们在市场交易中的行为方式。他们描述人们天生就喜欢生产、销售和购买，这种固有的倾向推动了市场的扩张。这些言论散落在小册子、订购目录、宣传页和学术专著里，其中许多是出自洛克、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笛福等杰出人物之手，聚集了赚钱的普遍感召力。民众的能动性最紧要，比如，为了在春季种植中抢占先机而播撒草种，或是把本地奶酪运到远地市场。这不再是罕见的行为，注重商业行为的反馈被看作是新发现的人类能力。即使是洛克这样清醒的人类历史事件的见证人，都沉溺在未来的幻想之中，他写到，如果所有人都工作，那么世界的工作差不多半天就能完成。[2]
每一条有关汇率、工资、租金和账户余额的建议都召唤着有关人们对选择如何反应的新概念。英国经济脉动规律的观察家认为，参与者不是冲动，他们计算过成本，也权衡过收益。多数评论家经过几十年的观察，开始相信市场上的生意人有一致的反应。因为人们会计算自身利益，所以他们可以指望。18世纪中期，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评论说，“赚钱是一个人可以使用的最天真的手段”。[3]决定性的文化转变终于豁然开朗了。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即《国富论》）；18世纪末，知识分子把斯密视为理解资本主义现象的亚里士多德。斯密出色地阐释了英国创造出空前财富的原因（1707年，根据《联合法案》苏格兰和英格兰合并，建立了大不列颠王国）。他倡导“天赋自由”的制度，构建了新的概念，说人类会负责任地追求自身的利益，他认为如果撤除大部分监管，市场“看不见的手”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
人们少有选择的机会，所以他们表现得善变又冲动，并且对自己的激情太过执著。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他们沉浸在罪恶之中。因为人性有这一面，所以让人们利用自己的资源，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似乎有点疯狂。但有关人们市场交易行为方式的新事实支撑了亚当·斯密的这个建议。斯密自己似乎没意识到，他的前辈不仅观察了新的市场经济，同时也戏剧化地提升了人性。这些想法在他心里积存已久，他视之为理所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些新论断变成了普遍真理，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写到斯密时，给予了某些肯定，“像你这样的基于人性的理论，始终如一，必会持久；而那些基于个人观点的理论，千变万化，必将被忘记”。[4]多么诱人的想法：不变的人性。
在英国，所有这一切都在公共舞台上上演，编写小册子、演讲报告，以及宣传大多数人关注的争论。这个国家在17世纪的发展中已经高度同质化了。它只有一位国王、一种语言、一个国立教会、一套法律制度和一家充满活力的媒体。随着各地的农民和工匠进入这个日益扩大的圈子，一个国家市场形成了。伦敦就是英国团结一致的最佳表达。1690年，伦敦的居民人数超过了50万，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并且仍然在快速增长。500万英国人中，差不多10%生活在伦敦。
伦敦的增长模式包含一些有趣的特征。由于高死亡率，伦敦每年至少需要8000个外来人口迁入，才能维持它的增长。因为未婚人士的流动性最高，所以我们推测，大多数来自其他城镇、村落和乡村的男女都是年轻人。英国大都会中心的这种频繁迁徙具有全国性的影响。有学者计算过，超过1/6的英国人曾在伦敦生活过一段时间。对他们而言，伦敦——政府所在地、企业策源地和公众社交中心——传播了思想，培养了品味，刺激了欲望。[5]
经济变革可能仍是精英事务，它没有以激烈的宗教争斗拉开内战，有关这一话题的争论扩大了读者和评论员的范围。16世纪和17世纪的宗教纠纷催生了庞大而多样化的撰稿人群体。英国人习惯了公开的不和谐。英国和其他欧洲社会相同的是，它也有审查制度，但不同的是，这个制度很少被强制执行。经济的领先优势无论如何都没什么可特别诟病的。重要的是很多作家，甚至更多的读者，他们习惯参与公众讨论。17世纪，英国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从而平定了政治纷争。1689年，开创先河的《权利法案》为所有英国人的人身和财产提供了重要保障。审查出版物的许可法获准终止，英格兰银行成立。这首先促进了思想的流通，接着又推动了货币的流通，这都是创新的润滑剂。新上层阶级巩固了它的权力，它对经济发展始终保持着进取心。
英国由于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走出了“世纪革命”。这个世纪开始时，英国还坐着一位相信自己是“王权神授”的国王，而结束时，却变成了国王和议会之间权力平衡的宪制安排。虽然上层阶级渴望稳定，但是它无法压制现已进入大众文化的强大的反权威阵线。过去的三代人对权威的敬畏已经大大降低。他们只会想起这一连串不同寻常的新事物：国王想戴上王冠，只能把权利法案奉给他的臣民，贵族成员表现出对商业的明显兴趣，企业家扩大了事业领域，年轻人毫不费力地在这个国家四处迁移，资金随着争议的欢宴来回流动。回顾这些，不是要赞美英国人，而是想指出必要的社会环境可以使资本家冲出德高望重的社会秩序筑起的藩篱。
所有这些新事物的新颖之处都考验了人们理解生活中无形力量的能力。关于英国商业和资本的热烈讨论在大多数资本主义研究中似乎只是拐弯抹角地出现。比如，学者在对比中国与英国时，很少关注17世纪英国的经济变化引发的公众讨论。荷兰主张言论自由，而且确实比英国出版了更多的书籍，但是荷兰经济主题的出版物非常罕见，通常是由政府发行。而欧洲其他地方有力的审查制度扼杀了公众阅读和讨论的导入，处处都是对无序的恐惧。
利润导向型企业的熙熙攘攘与贵族注重的品味和安逸，即伯克口中“买不来的优雅生活”极不相称。主导欧洲社会——其实是统治全球社会的贵族伦理——冷眼旁观了这些粗野的奋斗。19世纪早期，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把英国称为“一个店小二的民族”，他可不是在恭维英国。打动人心的倡导者使人们接受了资本主义，甚至可以说是忍受了资本主义。只有在英国，提倡创业的人才能一而再公开地证明自己。贸易的加剧引发了通向想象经济的新方式的公开讨论。英国的这些经济辩论对智力和道德方面产生了影响。这些辩论必须经过理解、分析、评议和争执，它们迫使争论双方及其受众对基本价值观都进行了反思。
自身利益驱使大多数文人拿起了手中的笔。经济生活的变化使很多人感到不安。那些输给变化的人很快就开始抱怨创新，而成功的创新者则写文章道明为什么新事物对国家有益。制造商围绕约束员工的方法连篇累牍。贸易公司——尤其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雇了写手，为他们出口金条等违背传统智慧的行为进行辩护。农业改革者出版了指导书籍。现有行业的闯入者在他们的小册子里鼓动解放经济奋进。一些政治家也踏入了这个战场，描绘了有关未来的大画面。私营企业这次严肃而持久的检查导致了经济问题的概念重建。虽然这些因素难以量化，但是对英国制度能否根据资本主义发展动态平和地进行调整来说，这些因素绝对至关重要。在私人与公共、个人与道德的争斗中，经济学领域的作家必须创造新的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