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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制造商和战争
1933年，纳粹上台，汽车制造业出现了一个政治演员。希特勒想效仿福特大规模地生产汽车。[12]此时，奥地利汽车奇才费迪南德·保时捷（Ferdinand Porsche）走进了画面。他跟随戴姆勒汽车公司（Daimler Motors）一起来到德国，但是自戴姆勒与奔驰合并后，他的想法一直无法取悦梅赛德斯-奔驰的高层。不过保时捷与希特勒却很合得来，希特勒的“力量来自欢乐”（Strength through Joy）汽车就是选择了他们的设计。希特勒规划设计了一家德国胭脂河那一类的新工厂。工厂的工人都是德国的军事犯、集中营的囚犯、被捕的波兰人，还有苏联战俘；工厂周围的小镇逐渐发展起来，随着即将到来的暴行，这里就像是一个又一个的集中营。[13]
民众的汽车从未超越过原型。战争期间，这家工厂一直生产某种德国吉普车，直到1945年，英国军队占领了工厂，给这种汽车重新起名为大众，并且订购了一万辆。后来，军队把这家工厂交给了英国的汽车制造商，这些英国汽车制造商都嘲笑大众的荒谬外形。福特不感兴趣，法国的汽车制造商也看不上。所以这个工厂最终被交还给了德国政府。
与此同时，费迪南德·保时捷作为战犯被拘留了20个月。法国政府还逮捕了另一位主要的汽车制造商路易斯·雷诺（Louis Renault），他的罪名是与纳粹维希政权通力合作。雷诺最后死在了监狱里。因为这些汽车制造商的同谋恶名昭彰，所以德国及其征服者对他们无法置之不理。保时捷的儿子费利不关心政治，但是他和费迪南德一样，也是一流的设计师。费利迫切需要一笔钱来保释他的父亲，于是他设计了一辆跑车——保时捷356。这是第一辆以保时捷命名的汽车，它很快就发展出了一系列高档的车型。
政府邀请保时捷公司负责大众汽车的设计，并且作为回报，许可它在大众汽车这款独特车型，也就是如今所说的甲壳虫未来的所有销售中收取专利税。随后的几年里，保时捷公司生产了近10万辆保时捷356，同时，2000万辆大众甲壳虫也走下了生产线，在很多国家的街道上奔跑。20世纪90年代，另一名保时捷家族的成员，费迪南德的孙子费迪南德·皮耶希（Ferdinand Piech）帮助大众摆脱了财务困境，使其成为世界四大汽车公司之一。德国的战后复苏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这些成功，因为大众、戴姆勒-奔驰和宝马等公司在汽车市场上占据着绝对的份额，所以这个国家每七个就业岗位中就有一个在汽车制造业。
尽管农民的机械化生产使欧洲农业不断释放出劳动力，但是1950年以后，如果没有移民的涌入，西欧经济仍无法持续增长。政治不稳定和经济困难产生了大量的难民，这些难民受大量就业机会的吸引，纷纷来到西欧国家。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劳动力短缺问题非常严重，德国、法国、瑞士、比利时开始从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南斯拉夫、土耳其和北非聘请“客籍工人”。[14]英国则迎来了加勒比联邦国家的移民，同时，一些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逆势迁移，搬去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希特勒集中营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在西欧、美国，还有新以色列这个1948年在前巴勒斯坦地区上建立的新国家找到了他们的新家园。二战后，流向美国的移民持续增加，但是这些移民更多的是来自亚洲和中美洲国家，而不是欧洲。
因为经济强劲增长，西欧的移民可以找到工作，但在他们选择的社会中，这些岗位并不是舒适的所在。与美国一样，欧洲国家也不认为自己是“移民之地”，它们拒绝把这些新来者编入自己的社会组织。在美国，拉美裔或非洲裔的客籍工人的居住地往往被隔离。当经济增长放缓时，比如20世纪70年代末，就会有人呼吁把这些“客人”遣回他们的家乡。[15]客籍美国人的存在巩固了恐外的政党。不过，随着1946～1960年婴儿潮出生的人逐渐进入了退休年龄，而且欧洲的出生率又在加速下降，长期用工荒的问题隐约可见。20世纪60年代，所有欧洲国家的人口更新率均已低于2.1。经济繁荣以及不断扩大的女性的职业选择范围改变了几千年的道德观念。资本主义中心的个体决策已经影响了整个社会。[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