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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和德国国籍
德意志各州的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因为它们是拼接的百衲衣，而不是国家之毯包裹的集团。350个德国公国缺少统一的度量衡、消费税、公路通行权、商业惯例，更不用说统一的货币、银行机构和免费运输。自治城市并没有推动商业，而是担起了教会、大学或王室法院等行政中心的角色。特别是在普鲁士，它的军队控制着大部分的公共基金，各处的行政开支都是臃肿的。18、19世纪虽然英国的农业改良使人民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但是在德国的大部分地区，贫困的农奴仍在田里劳作。[6]
法国人惊人地在一夜之间立法废除了压在农民身上沉重的封建税。但是德国花了很长时间才结束了农奴制——1807年，普鲁士废除了农奴制，而萨克森直到1832年才废除。普鲁士有65%的工人仍在务农，所以重组农村的土地所有权等同于改造整个社会。普鲁士的地主羡慕地看着英国和荷兰仅40%的人口务农，却有如此高的农业收益，他们开始认为，自由的劳动力可能会提高农业产量。政府通过法律解放了所有农奴，同时也用罚金和租金补偿了地主的收入损失。此外，改革还把那些不能有效务农的农奴的土地给了地主。现代读者获悉这些并不会感到震惊，控制政府的地主从刚刚获得自由的农奴手里得到了几十万英亩的土地，这些农奴只能成为自谋生计的农业劳动力。[7]
从农奴制度到自由劳动力的过渡已完成，但德国的西南部地区仍保留着小农场的传统。普鲁士的农场数量翻了一倍，1816年，它的农场不到100万个，1858年，已增加到200多万个。以前拥有足够土地的农奴为自己工作，现在伟大的普鲁士庄园都由无地工人进行耕作。粮食产量直到19世纪末才显著提高。
德国的城市中心并不比农村先进。直到19世纪中叶，公会一直压制着竞争，保有排斥创新的能力。难以逾越的障碍阻止人民、产品和思想在许多行政辖区内流动。只有共同的语言和一度一起在神圣罗马帝国治下的记忆支撑着德国统一的梦想，但这对于普鲁士的领袖来说已经足够了，普鲁士的军事实力使它有机会成为统一的得胜者。普鲁士有煤、铁、投资者，以及资助经济发展的政治意愿。它的领导人意识到，即使容克贵族讨厌主导贸易的城市中产阶级，但建国之路仍需由商业发展奠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他们需要财富来维护军队以及受人尊敬的军事传统。
普鲁士王国集中了成就伟大德意志民族的希望，因为它比另外三大州巴伐利亚、汉诺威和威斯特法利亚加在一起还大。1817年，普鲁士建立了统一的商业联盟，关税同盟。在经济诱因和政治诱因的反复刺激下，它吸引了德意志越来越多的州加入。扩大的内部市场和免受外国竞争的保护措施使一些企业家获益，但是其他地区的竞争仍然非常激烈，只有地方运价能略微缓和一下竞争。关税同盟逐年扩大，主要是因为普鲁士为了争取南方各大州的加入，愿意作出一些财政让步。经济进步仍怀抱着将德国各州合拢成一个国家的希望。
新概念有助于推动德意志的统一。过去，人们认为经济有强有弱，但是现在，由于英国设定了一个远高于以往生产力水平的快节奏，人们开始用先进和落后来形容经济。[8]这一思考经济活动的新视角非常惊人。以前的经济只是简单地包含重复性的古老的任务，哺育人民，生产有用的物品并且交换它们。而现在，经济期望发展，否则就得承担落后的责任。“落后”是与“传统”不同的警钟。落后的概念加剧了奥地利、普鲁士、俄罗斯、法国和英国之间的竞争。我们非常熟悉线性历史观，把历史看成是渐进运动，所以我们很容易漏掉历史最初的影响。以前，军事实力最重要，尤其是在德意志，处处都是战争的炮火。维持军事基地的高昂成本使国家的经济发展成为保持国际地位的重中之重。而因为英国工业的冉冉升起，财富创造和权力运用交织得越来越紧密。
德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为发展提供了刺激。在运河的辅助下，莱茵河、奥得河、威悉河和易北河等大河干道成为德国主要的商业交通动脉。19世纪20年代，轮船出现，更多的运河修建接踵而至，但是德国在19世纪最具革命性的发明是铁路。铁轨上不再是煤矿长期使用的四轮马车，而是由机车牵引着装载货物的车厢，它们上山下坡、穿越平原，驶向港口城市的码头。铁路需要铺设轨道，最好是用标准尺寸。19世纪30年代，英国人对铁路进行了完善，铁路就像三个世纪以前的大三角帆船，再次缩短了地点、人和产品之间的时间距离。而在德国与美国，运河都是铁路运输的重要补充。
德意志各州横贯欧洲的中心，连接着现代化的西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以及落后的东部俄罗斯、波兰，还有仍是奥斯曼帝国一部分的巴尔干半岛诸国。德国铁路联起了欧洲的这些部分。铁路建设促使日渐衰落的陆路贸易路线重新繁荣起来，并且刺激了德国邻居的经济——一个国家有东西可卖总是良策。随着越来越多的德意志公国加入，关税同盟不断扩大，正好赶上了铁路建设的投机热潮。[9]这就如同技术领域经常发生的一样，一个成果会激发另一个的出现；铁路建设支持了德国的采矿、金属冶炼和机械制造。在法国，铁路以巴黎为中心，向外辐射；在德国，铁路连接了各个工业中心。
与如今大多数不发达国家不同——“不发达”是20世纪的名词，代替了不友善的形容词“落后”——德国有建设铁路的资金。罗斯柴尔德家族和门德尔松家族这样的私人银行家是投资基金的主要来源。它们都是犹太人的公司，这使保守派将反犹主义的毒药注入了经济问题的讨论。其他著名的私人银行都属于胡格诺派教徒。从社会的角度出发，银行家是局外人，但是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巴黎和伦敦的分支机构和人脉提高了他们为德国工业化筹措资金的能力。金融机构在工业化早期非常重要。资本不是供不应求，而是分散在未受过投资教育的人群里。
普鲁士把奥地利排除在新布局之外非常必要，这样它才可以控制未来的德意志联邦。德意志伟大的建设者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熟练地部署了普鲁士的军队，针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展开了一系列短时战争，从而以他开出的条件赢得了德国的统一。1817年，以普鲁士国王为皇帝的新德意志帝国出现了。圆滑的霍亨索伦王朝推开了权力式微的哈布斯堡帝国，哈布斯堡帝国的版图缩小到了只剩下奥地利和匈牙利。德国实现了统一，成为欧洲的工业巨头。俾斯麦成功地利用“铁血”政策对付了他的自由主义对手，他轻蔑地称他们为只会“演讲和多数决定”的人。
普法战争后，德国除了获得战利品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还得到了法国的大量赔款。富含铁矿的鲁尔谷的并入引发了一次德国内部的大迁移，人们从人口过剩的东部地区迁徙到了工业化的西部地区。随之而来的繁荣证明了大迁移有利于经济发展。而文化差异也再次证明了它的影响力。可以这么说，德国人口比法国人口具有更好的流动性，在法国，分遗产的机会使小儿子坐在家，等待分享父母的财产。而德国人却开始横渡大西洋，在新大陆开创他们的新生活。19世纪中期，美洲900万移民中有80%是德国人和爱尔兰人，他们主要的目的地是美国。[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