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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速前进的美国经济
战后头两年，美国发生了空前迅速的和平转变。政府管制很快消失，军队也立即遣散了士兵、水手、护士和商船海员。公职人员从1200多万减少到了150万。（1939年，欧洲战争开始时，美国陆军在编的官兵就有12万！）和军队解散人员一样迅速的是，禁令、优先权、配额、限制、撤销、价格管制、补贴、配给、挂钩利率等具备战时生产特征的复杂事项也都不见了。[17]国会并没有在经济决策上指手画脚，但它对这次转变的顺利进行很有帮助。直到1981年，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始终保持在87%，但是公司税的税率降低了。战时开始征收的工资和薪金的预扣所得税被保留了下来。到1959年，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个人数据库。
政府为了向退伍军人表达感激之情，发布了优惠政策，这项政策对于经济环境有健康的影响。近百万退伍军人受益于《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这个法案既支付了他们高等教育或技术教育的学费，还为他们提供了生活津贴。1947年，最高纪录时，近一半美国大学生是退休军人，其中大多数人还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凑巧得很，因为在劳动力市场上，技工变得越来越重要，这项教育投资产生了很多年的人才红利（所以，经济学家在讨论劳动力—土地—资本的生产组合时，增加的“人力资本”的因素也很重要）。
另外还有90万无业的退伍军人，他们在失业的劳动力人口中占了差不多一半，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是国会投票通过的52周失业津贴。几个项目使退伍军人能够得到便宜的抵押贷款。这促进了建筑业的蓬勃发展。地产开发商威廉·莱维特（William Levitt）在纽约长岛距离一家大型美国钢铁公司的工厂一步之遥的地方兴建了1700套住宅。莱维敦是第一个郊区社区。全国各地的地产开发商开始在美国城市周边的通勤范围内的建筑用地上规划建设大片的住宅区。他们利用相似的蓝本批量建造房屋，用卡车把橱柜等物品装运进来。因为当时的偏见，黑人通常被排除在这些社区之外。
美国公司不断加大投资，仿佛好时光会永远驻留。它们用收益、战时储蓄以及新发行的公司股票和债券为转化和改进提供资金。当失业率升至5%以上时，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敦促国会通过了1954年、1956年和1958年的《联邦公路法案》。政府奉行凯恩斯主义，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建设了四车道的州际高速公路系统，把整个国家连接在了一起，这一项目提供了数十万个就业岗位。艾森豪威尔年轻时曾是一名陆军中校，他参加过上一代的军车队，这些军用车辆被派往全国各地勘查路线，使部队能更容易地从东海岸转移到西海岸。结果证明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军车队走一趟就得62天，有时还需要用牛把卡车拉出泥潭。新的州际高速公路系统沿用了与1919年陆军护卫队相同的路线，即旧时的林肯公路。[18]
《瓦格纳法案》通过后，劳工组织成为美国经济中的一支力量，1935年，这个法案正式被命名为《国家劳资关系法案》。这一法案为工会工人提供了法律保护。公众舆论和法院判决都开始偏向于劳方，首先是20年代的集会权，然后是大萧条期间的组织权。国会限制了使用禁令来阻止劳工集会；在1938年和1939年的连续判决中最高法院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解读是，街道和公园是保护和平示威的“公共论坛”。
为了抗议联合会对大量生产企业中非技术工人的漠视，八个工会退出了美国劳工联合会，激烈的对抗破坏了劳方内部的关系。1938年，生产企业的考察委员会组成了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简称CIO）。产业工会联合会更加欢迎移民和非洲裔美国人。二战期间在“黑人和白人：团结和斗争”的旗帜下，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成员增加了50万黑人工人。美国工会中的种族歧视与白领工人中的种族歧视同样强烈，但是以瓦斯矿工领袖约翰·L.刘易斯（John L.Lewis）为首的产业工会联合会一直在努力扭转这些消极态度。产业工会联合会还成功地招募了移民和他们的下一代。它作为美国的一支民主力量，向外来者展示了如何在工作场所要求权利，并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占据一席之地。[19]
由于战时生产的增加，许多公司为了获得军用合同与它们的工人达成了和解，从而扩充了工会成员的队伍。战争结束，这些公司想要缩减工资时，工会奋力争取，成功地保住或增加了工人的收入。在公民团结的十年半时间里，劳工组织经由大萧条和战争带来的共同痛苦的锻造，成功地使大多数美国人相信，工资不该由某些供求“规律”客观决定。所以当和平最终走近时，他们提出了最低生活工资和充分整合蓝领工人将他们纳入繁荣的双重目标。纠纷仍然不断，但是大工会、大产业、大政府终于找到了可以共事的平衡点。
这对于美国经济来说是一次神奇的组合。战争使大多数欧洲国家和部分亚洲国家穷困潦倒，而美国经济却在1939～1945年增长了50%！加拿大和阿根廷的经济发展得更快。以前居住在公寓的人现在买了洋房；回归服务行业的人员结婚生子，创造了1946～1960年的婴儿潮。小生意也很兴旺，许多小企业面向越来越多在郊区生活的家庭，为他们提供自行车商店、清洁工等诸如此类的服务。自1930年以来，美国经济一直停滞不前，现在终于启动了和平时期的全速发展，而且这次发展整整持续了25年。
如果经济健康的标志之一是其对破坏的复原能力，那么和平时期生产的迅速恢复足以证明经济的强健基础。美国经济的复原能力令人震惊。1945～1947年，美国经济为900万没有行使《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权利的老兵找到了工作，而且接收了以前军事相关职位上的2200万雇员。潜在需求以及所有战争债券的节余都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作用都不如人们恢复对自由市场的信心那么大。[20]战前，美国经济是欧洲、日本和苏联的经济总和的一半。七年后，它超过了它们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