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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等教育的推进
对美国思维最意义深远的科学影响来自于苏联，而不是美国。1957年，苏联人将一颗重达184磅的卫星送入了太空。一个月后，一艘更大的苏联宇宙飞船带着狗莱卡（Laika）又进入了空间轨道。全世界都可以听到卫星和宇宙飞船传回地球的哔哔、哔哔、哔哔声。美国人惊呆了，他们挨了一记重拳。不到四个月，美国用探险家1号（Explorer 1）加入了苏联的太空探索，但是史普尼克号（Sputnik）已经圆满完成了它的公关任务，消除了人们脑海中苏联很落后的概念。美国人对这一技术发展的里程碑事件的反应证明了“史普尼克号”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学者和政治家一致认为，美国必须下大力气，才能在科学和工程方面表现出色；他们还认为，科技进步的关键是美国的大学，而不是政府的研究机构。
十年之中，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都启动了扩张计划，这些计划改变了美国和其他地方高等教育的性质。因为将史普尼克号送入太空代表了极致的成就，所以毫无疑问，即使招收了成千上万的新学生，大学的贡献还是被冲淡了。此外，《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还表明了出身平凡甚至家庭贫困的学生在大学里如何茁壮成长。战后几十年中，大量的女性也走进了大学，而且她们往往进入的都是非传统的领域。少数民族学生融合的要求来得稍迟一点，但是后人造卫星的扩张时代为这项努力提供了样板。扩大的高等教育向研究生课程施加了特殊的压力，全国的师资队伍需要预备更多的科学家和学者。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校长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在塑造公众舆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964年，科尔在著名的哈佛大学演讲时提出了一个愿景，他希望大学教育是一般权利，而不只是保留给少数的特权享有者。1911年，科尔出生时，美国18岁的年轻人中只有5%能读到高中以上。现在科尔坚持认为，国家必须为每个有能力的学生创造空间。他还呼吁高等院校变成综合大学，这样它们可以理论联系实践，通古晓今，为学生提供更为广博的知识。[26]史普尼克号是一剂催化剂，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越来越明显地依赖于工程师、物理学家、商务专家和熟练的机械师。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加州立法机构通过了《1960年高等教育总体规划》（Master Plan for Higher Education），这项规划为学生开发了三层式的发展路径：加州的高中毕业生中，排名前1/8的可以进入加州大学，排名前1/3的可以保证进入州立大学系统内的某个分校，而其他人可以进入社区大学，准备日后进入四年制的院校。许多州依循了这一模式，原来的州立大学因此衍生出了多个分校。在私立教育占优势的东部地区，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也启动了它们的第一个公立大学系统。
扩张的是大学，而不是像加利福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那样的技术院校，因此美国政府变成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赞助人。因为与其他国家的教育体系不一样，美国高等院校的头两年还是致力于所谓的通识教育，而其他国家的学生早在中学时就已经完成这部分的课业了。除了刚完成学业的科学家能在高等院校谋得一份好差事，数千名文学、哲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毕业的学生也找到了工作。许多知识分子如果谋得了某所高校的终身教职，他们就不再是抱持怀疑态度的局外人，就会失去了原有尖酸刻薄的语气，这种情况在欧洲很常见。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担心资本主义会因为它的文化对手而落败。但是美国公众却成功地支持了资本主义及其对社会环境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美国人还没接触过批评家摧枯拉朽的评论。
州立法机构和私人慈善家打开了自己的钱包，支持了构建大学系统这项不朽的努力。他们希望学生会为此心存感激。他们却未曾想过，全国各地和欧洲的校园会变成暴徒的温床。根据意外后果的规律，在循规蹈矩的社会里，通识教育会塑造更多的学生，就像在冷战高峰时期，美国学生就言论自由、公民权利以及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举行了多次的抗议和示威活动。1967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董事会免除了科尔的校长职务，因为他们对学生的激进运动非常不满。而那时，在科尔的主持下，加州大学已经扩张为九个分校。科尔后来成了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的负责人，他评论自己的就任和去职都是“满怀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