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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新政权下的经济发展
1689年，玛丽和她的丈夫威廉登上了英格兰的宝座，这一事件促成了英国与法国的第一次战争。这些战争种下的仇恨影响了经济发展，筑高了关税之墙，引起了欧洲贸易的倒退。新国王的特权受到限制，而且更糟的是——或者说以人民的立场来看更好的是——国王从今往后必须与议会分享权力。自此，英国人在议会中的国王这个新政权下，可以限制并集中国家的权力。这两项成就对企业来说都是好消息。五年后，议会成立了英格兰银行，它是一个准公共机构，可以获得税收收入、向政府发放贷款，发行如同货币一样可以流通的汇票。
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征税都是中央政府和辖下各地方省、州或区县之间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君主们可以随自己的意愿花费税收收入。光荣革命之后，全国应用了统一的费率，议会开始监控国王如何花费税收收入。新引入征税和预算的透明度原则增加了收支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这两项对企业都非常重要。有关自由市场的华丽辞藻常常强调要承担风险，这当然很有必要，但投资者更关心的是保护资本，而且他们为了降低风险，愿意做任何事。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和国家银行做到了这两点。1712年，议会创建了国家邮政服务。1715年，贸易统计数据可以用来指导政策的制定。
一位具有拼搏精神的苏格兰投机者约翰·劳（John Law）在法国创立了第一家银行，他利用这家银行为法国路易斯安那州部分地区的发展筹措资金。劳把这家银行称为密西西比公司（Mississippi Company），他通过它为新大陆数千平方英亩的土地开发发行了银行票据。政府对劳很有信心，他因此拥有了铸币和募税的特权。人们为了购买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几乎发生暴动，但劳不懂适可而止。票据的过度发行造成了突如其来的破产，密西西比公司变成了密西西比泡沫，泡沫也因此成了一个新术语，用来描述物品价值突然地膨胀和紧缩，这件物品不是郁金香，就是房地产，反正是某种投资。
劳知道如何描画未来财富的大饼能够让人眼花缭乱。18世纪20年代，他这样的成功案例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反复出现，清楚地表明了利润动机的心理因素。法国具有假设结果的警世故事最终变成了超警世故事。政府不愿继续容忍纸币70年。甚至英国人也厌恶了把纸币当作经济刺激来使用。一股正统的观念逐渐会聚。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坚持认为，经济繁荣与货币供应并不相干，而是取决于经济中的实体，比如商店、仓库和工厂。增加货币量只会导致通货膨胀。这个观点成了经典，在整个19世纪都占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明确地表达过自己对于这个观点的见解，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他精妙绝伦的著作中，也把它奉在神龛的位置。[20]
事实上，荷兰人建立了第一个现代银行体系，开创了由银行金库的黄金支持的汇票。第一个证券交易所也是荷兰人开办的，他们还摸索出一种房地产抵押的贷款方式，这是我们现代抵押贷款的先驱。但是直到19世纪初，荷兰有了国王时，荷兰人才发展出集中税制。尽管这样，他们也不能查新国王的账。法国的问题更具拜占庭式风格，君主必须与强省协商才能设定税率。同时，法国的免税范围覆盖各个省和大多数贵族。赋税都落在了穷人的身上，而他们的贫困又限制了税收收入。政府最终因筹集不到足够的税收收入而停止了正常运转。[21]
18世纪，英格兰银行成为最重要的金融机构。因为英格兰银行公开了税务状况，向人们证明它偿还贷款的能力，所以英国的金融家愿意把钱借给政府。管理公共债务意味着，英格兰银行的董事对政府借贷及其税收流的细节具有知情权。他们利用这些信息，很容易通过风险评估来保持低利率。这些事实或许比其他因素都有利于英国在18世纪的大多数欧洲战争（美国革命是个例外）中获胜。随着企业的成本越来越高，资本市场的作用日益重要，而英格兰银行却稳定了资本市场。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政府征收的人均税是最高的，但是它也回报了人民物有所值的服务和稳定。甚至皇家海军与英国企业都联手合作，护卫回航的烟草和食糖舰队。[22]
从近几个世纪的争论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任何经济体中的要素都可以流通和转让，这与长久以来要求的停滞完全相悖。有时攥着钱比拥有商品要好，有时情况则相反。土地投资和贸易投资趋向平衡；一位时评家解释说，这是因为“突然的变化频繁发生；今天是金融家，明天可能就变成了地主；而今天拥有土地的人可能就是明天的金融家；每个人根据自己对事物的感觉来回调换财产，随着他……这些谋划终归对他是最有利的”。[23]其实在英国，拥有土地是某种社会地位的象征，这个地位绝不会授予“金融家”，但是时评家准确传达了新的价值观，英国人在商业问题上都是实用主义。
英国人不再认为市场是面对面讨价还价的地方，他们开始把它说成是一个看不见的实体，由成千上万的交易组成。纵观一个世纪，价格、需求和贸易政策方面的作品都达到了骄人的成熟水平。资金、食品和土地失去了特殊地位，价格和利率把它们同质化了。人类在议价时表现出的一致性微妙地削弱了天生不平等的普遍观点。虽然让道德卫士和固化阶级的拥趸接受可互换的市场参与者的流行观点仍然需要一段时间，但是经济作家已经为即将侵入的商业逻辑建起了滩头阵地。没有人打算改变社会的价值观。但在应对新经历的过程之中，社会的价值观确实改变了。英国人在经济分析上的专长是他们的优势，这是他们最有力的竞争对手法国人和荷兰人所没有的。除了英国，没有其他地方这样彻底而理智地否定了旧秩序。荷兰几乎没有关于市场的抽象讨论，而法国的经济思想家则在全力发展政府财政与货币政治，并没有让商业利益得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