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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和农业
出生和死亡的节律设定了人口扩大和收缩的进度。年景好，人们就会养育更多的孩子——或者说，更多的孩子能活下来。久而久之，新一代膨胀的需求推高了粮食价格，反过来还鼓励一些农民去寻找和耕作一些边缘的地块。更大的需求导致了更高的价格，这使人们去开发相对贫瘠的土地来讨生活，但是要养活越来越庞大的人口，用这个策略注定会失败。最终，产量会下降，放大的人口也更容易遭遇饥荒。欧洲与世界其他地方都会非常有规律地进入这个人口数量增长和下降的周期。疾病时常伴随着饥饿让人虚弱的影响，也成了杀人利器。而且还有战争的创伤，军队洗劫农村，会使那里的生活处境更加糟糕。从1618年持续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致使德国人口下降了35%，给16世纪的人口增长画上了一个突然的句号。
一些简单的经济真理主宰了一切。食品丰富，价格下降；食品短缺，价格上涨。人口增长增加了需求，从而推高了粮食价格。随着人口数量的减少，粮食价格会下跌，农作物种植面积也会缩小。现代化以前，农民生产不出足够的粮食，也养不活足够的牲畜，不能满足他们的家庭需要，所以他们一直心存对坏年景的恐惧。这挫伤了投资的信心，增加了对权威的依赖。最好为拮据的日子提前储蓄；最好不要冒犯那些在困苦时期能提供帮助的人。因为收成不定，人们只能听天由命。在这些情况下，宿命论盛行。只有农业生产力提高了，恶劣天气才会显得不那么生死攸关，人们才会愿意相信自己有掌控命运的能力。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口在增长和下降之间大起大落。14世纪，黑死病横扫欧洲大陆，人口数量几乎触底。来自中国的大篷车里的老鼠身上的跳蚤把黑死病带到了欧洲，不到四年，欧洲的人口几乎死了一半。因为黑死病周而复始地爆发，所以15世纪，欧洲人口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死亡率居高不下。人口的连续损失致使整体经济紧缩。消费者减少了，而且分散在欧洲大陆的各个地方，货物的运输成本变得非常昂贵。许多贸易关系骤然中止。但是人口减少对幸存者往往意味着更美好的时代，他们能拿到更高的工资，从地主手中获取更好的租约，地主们被迫开始争夺租户。工人数量的减少也激励了葡萄牙的贸易商，他们沿非洲西海岸扬帆航行去买奴隶，并把他们带回里斯本。
人们为了应对早先的人口增长，不得不耕种贫瘠的土地，现在人口下降，人们放弃了这些定居点。15世纪中后期，英国有四百多个大大小小的村庄不复存在。16世纪初，欧洲人口开始从黑死病中活过来，但是直到18世纪中期，欧洲的人口数量才达到公元1世纪的基准值。人口增长与收缩的秋千荡来荡去。16世纪，人口增长，17世纪，人口又下降了，到18世纪40年代，人口又出现了新高点。这一高点成为我们现在人口增长的永久出发点。自此以后，虽然19世纪早期，欧洲大陆仍经历了几次饥荒，但是人口缩减停止了。
18世纪末，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时刻在思考这些现实问题，他发表了著名的《人口论》。他在书中揭露了一个相互矛盾的困境。他从一个人口增长的简单假设开始：如果食物充足，人们就会养育更多的孩子，而这幸福的产出又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未来的饥馑。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人口增加的能力远远大于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的能力，因而人类必然会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过早地死亡。”[4]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人口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如果一对父母把六个孩子抚养成人，他们很快就会有36个孙子孙女，家庭人口等于增加了六倍。即使农业扩大，更多的土地可以投入生产或增加产量，它也只能缓慢地以算术方式增长——二加二，而不是二乘二。粮食种植增加10%，产量只能在每100蒲式耳的基础上多出10蒲式耳，几乎不够养活新增人口。饥馑加速袭卷重来，新耕地也不如已开垦的土地，因为人们首先会耕种好地，只有当需求推高了粮食价格，他们才会迁移去贫瘠的土地。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言外之意令人震惊：生育可以消灭所有大丰收带来的丰裕。简而言之，好时光造就了坏年景。马尔萨斯认为，死神开着满载疾病、饥馑和灾难的列车，重建了人与食物之间的平衡。对法国大革命后围绕整个欧洲知识界的乐观情绪，马尔萨斯反应消极，他从未指望人们会减少他们迫切的情欲。他承认少生育会延缓饥荒发生的可能，但他不相信男男女女愿意控制他们的生育能力。在他看来，没有任何教化可以改写这些人口增长和下降的必然规律。他在再版的著作里表示庆幸英国有这么多的马（英国人爱射击和狩猎）。马尔萨斯说，马建立了对抗饥荒的防火墙，因为它们在人们绝望的时刻可以充当食物。当然，它们的粪便也是农民宝贵的肥料。
和许多先知一样，马尔萨斯关于过去的话……很正确。他的书在1798年出版，正赶上两次戏剧化发展的风口浪尖，这两次发展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极为重要：家庭规模的限制，以及两个世纪以来收成的稳定增长与农业改进的相互加强。17世纪末，英国和荷兰已经突破了古老的生产力限制。即便如此，马尔萨斯清楚地看到，早期现代社会的人口增长仍是没有关在笼子里的老虎，这正是我们故事的起点。顺便说一下，马尔萨斯给出的严峻数字启发了当时年轻的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使他产生了一个关键的想法。如果所有物种为了养活自己必须斗争，那么自然已经引起了一场物种之间的战争。这个想法让达尔文进化论的爱好者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创造了著名的短语，“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二战后，学者对百年来欧洲人口手风琴般的波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这里面似乎包含了一些“西方的崛起”的线索。历史学家的“珠穆朗玛”变成了解释西方国家如何甩掉贫穷与无知的枷锁，大步走入它们自己创造的现代化时代，这使它们不同于世界其他地方，也不同于它们自己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学术为了解释西方世界与它的过去和其他同时代社会之间的分歧，都把注意力放在对外贸易、城市增长和工业发展上。很明显，这个故事终究是缺点什么，因为只有农民能生产出更多供养社会人口的粮食，资金和劳动力才能进入工业。这意味着改变如果要持久，必须从社会最保守且人口最稠密的地方——农村开始。
人口学家想要证实或证伪马尔萨斯有关人类繁衍的苛责，他们找到了更精确的方法来调查过去的人口动态。他们详细研究了教区教堂保存的婚姻、出生和死亡登记册以及政府的统计数据。他们利用家庭重构形式，耗费心血地绘制了婚礼、洗礼和葬礼的时间图表。这些日积月累的记录反映出了统计上的平均结婚年龄、典型的生育间隔，以及人们与他们下一代的预期寿命。[5]历史人口学家可以借助计算机标绘出生率和死亡率。他们一丝不苟地填写了数百个群体的家庭重构形式，发现了整个国家和地区的模式。
这项工作有一个显著的发现：大多数欧洲人的结婚年龄偏大，男性是26～27岁，女性是24～25岁。这与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早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人和印度人差不多青春期就结婚了，然后他们会搬去和丈夫或妻子的家人一起生活。欧洲南部也是一大家子人一起生活。而英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大多数夫妻结婚前，必须建起自己独立的居所。这个习俗起到了人口检查的作用。如果婚前，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就已过了1/3，那么她就会少生孩子。一个男人只有能养活妻子才能结婚，这一事实解释了晚婚模式如何被维持下来。父亲去世，儿女才能拥有土地，这是连接死亡率和生育率的现实。但是结婚年龄比较灵活。后来，当男性有了其他行业的就业机会时，结婚年龄就提前了两三岁。尽管如此，欧洲国家的结婚年龄仍远高于世界其他地方。
这些发现表明了欧洲的饥荒为什么从未像世界其他地方那样严重，也解释了英国最先消灭饥荒的原因。穷人晚婚的现象最为明显，他们的青春期都消耗在了学徒制或成为农场仆人的岁月里。有产阶级的成员更关注接续香火的家族继承人。富人们为他们青春期的男孩娶妻，或送他们青春期的女孩出嫁，因为他们有钱，可以支持年轻的新婚夫妇。父母可以安排——而且教会法规也允许——八九岁的男孩和女孩之间的婚姻，但这并不典型，只是长期以来一直这么认为。罗密欧和朱丽叶是例外，不是普遍现象，普通人总是需要等待时机才可以结婚。
粮食短缺长期限制着人们的经济视野，如果人们想摆脱粮食短缺的钳制，食品价格必须降下来，人口指标显示了欧洲国家成功限制家庭规模的方式。新的耕作效率只有释放出农业领域的劳动力和资金，并且降低了食品价格，才能挣脱稀缺的钳制——这是非常苛刻的要求。17世纪早期，一名伦敦面包师的记账本向我们展示了相对于收入的食物支出。他每周需要支付的工资是3美元，同时要养活一家13口人——妻子、孩子、帮工、学徒和仆人——花销是12美元。他的食品支出占全部支出的4/5。而今天，一家为8名员工提供三餐的小公司在食品上的支出少于总支出的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