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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新对手
欧洲扩张期间，视线之外的日本经历了一次巨变，1867年，封建的江户幕府让位于明治维新时，这次变革达到了顶峰。原因很难说清，1637年，日本德川系第三代幕府首领颁布了“闭关锁国”的法令。[14]这很有可能是他对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出现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防御性反应。这种克己的条令非常符合日本民族精神中的仇外心理，但是它激怒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西方人。日本这样的国家不愿意加入对自己不利的贸易体系，而西方对这些国家表现出的不耐烦也是整个欧洲帝国主义的标记。1863年，一支英国舰队为了获得日本南部萨摩藩的使用权，轰炸了鹿儿岛。这次轰炸摧毁了这座城市的1/3。
两出戏剧化的事件扭转了日本的局势：第一件是1853年，一支美国舰队抵达日本，要求它加入非正式的世界贸易体系；第二件是1869年发生的和平政变。1848年，美墨战争结束，美国获得了加州港口，这刺激了美国人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开展贸易的胃口。日本就如同美国人手中的一只牡蛎，只需加一点点力，它就可以展露出里面的珍珠。于是美国派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将军率领一支舰队，穿越太平洋去撬开日本的硬壳。佩里是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他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带着精良的现代武器装备和精致的礼服抵达了日本。他想用西方的技术打动日本，于是，把全副武装的汽船停泊在东京港，重甲汽船形成的这道壮观的黑线确实非常有威慑力。
佩里只与最高权力机关做生意，他拒绝了任何企图登船的日本人，证明了自己准备就绪，随时可以投入战斗。佩里也很有耐心，他给了日本人半年的时间来做决定。日本人在这段时间逐渐清醒过来，他们抵制外界影响的唯一方法只能是利用外国人的现代化力量。经过15个月的紧张谈判，佩里不时地使用武力威胁，终于成功地拿到了一纸条约，这个条约伤害了日本人的自尊。
这些所谓的开放对日本造成了连续打击，约占日本人口7%的传统贵族武士阶级中的改革派精心策划了一次贵族权力和皇权的重新洗牌。明治维新的领导人以年轻的天皇之名，伺机借用了每一个可能把日本变成现代化国家的西方思想。日本人对强加给日本的商业条约非常不满，他们强化了诸如信仰天皇具有神性的神道教等独特的日本体系。共同的宗教是很重要的统一力量。学校和军队也一直在向日本人灌输忠诚和强烈的公民责任感。而且更重要的是，明治改革者用更多的科技教育代替了古老的经典的、道德的儒家教育。不过这里存在一个有趣的悖论，明治领导人既希望保留日本的独特性，又想让他们的人民迎接国际化的现代世界。
长期的变化已经改变了农村网络，自给自足的村庄变成了集成的商业经济。日本的农业非常有活力，因此日本的生活水平可能比邻国要高出1/3。富裕的农民、小商人和城市专业人员组成了初期的中产阶级，他们是日本复兴的重要支撑。之后的几十年，中央集权的政府不断加快日本现代化的脚步，同时还使用工业力量来建立军队。日本的目标变成了达到“大国地位”。[15]
农村地区的商人和匠人非常支持这次复兴，他们希冀有更大的事业范围，以及参与政治的机会。1889年，日本宪法颁布，设立了由下议院——国会——和参议院组成的两院制立法机构。宪法保留了天皇的大部分权力，但是这些权力需由他的谋士代为行使。虽然日本存在政党，但是对和谐的明显关注以及总在解释和谐由什么构成的新贵族严重地限制了这些政党的效力。宪法本身代表了明治时代批评家的极致成就，他们一直希望拥有更自由的秩序。[16]
明治时代的领导人在赶超西方的目标上没有丝毫让步，他们成了典型的经验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事实证明，“赶超”意味着这个国家要放弃封建制度，放弃对传统的执著，放弃高成本的武士以及帮助封建领主控制农民的课税制度。他们把武士津贴变成了可以用作银行资本的武士债券，并且统一了多种货币。新旧经济领域同时增长，而且常常相互促进。事实上，日本现代化的资本来自于加速增长的传统手工艺和纺织品贸易。
日本有着悠久的农业传统，家庭劳作是农业和农村手工业的主要形式。城市建起现代工厂很久以后，他们仍继续在家里制作纺织品。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弥补日本的资本不足大有裨益。日本大量地出口棉纱和棉布、绢丝和绸布，还有廉价的雨伞、欧式阳伞、纸制品、陶器、玻璃瓶、灯具、绳索、垫子和肥皂。[17]对外贸易为农民换回了肥料，使纺织品制造商有了棉染料。日本丝绸的出口需求在五年里翻了一倍。[18]
新政府开发了一个国家银行系统。它降低了武士津贴，重新规划了国家财政。它用一组土地税取代了原有的农业税，把土地变成了资本资产，使新的农夫地主，而不是封建领主，从农业改良中受益。它重现了16世纪和17世纪英国的农业改进的盛况，为商业和工业企业释放了劳动力和资金。政府大量投资于铁路、公路和商船队。新一届领导人打出了“富国、强军”的口号，更改了法律、学校和国家的优先发展事项。日本放弃了中国的农历，开始采用英国的公历，于是旧历的9月3日变成了新历的9月14日，整整缺失了11天。不久，日本如画的山水间就星罗棋布地点缀了很多烟囱、电线杆、铁轨、造船厂和煤矿。[19]
在天皇崇拜的意识形态中，憎恶外国人、保持国家孤立都能找到影子。但是随着照搬西方的服饰、美学和技术成为爱国主义的表现，日本的仇外心理整个颠倒了。对英美暴力强取的让步继续磨蚀着日本的骄傲，并为它扩张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情感刺激。19世纪90年代，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俄国气势汹汹地向东部的满洲、库页岛和朝鲜迫进。中国也一直在谋取朝鲜的控制权，日本政府有点难以容忍，它心甘情愿地把国家1/3的预算用在了士兵和武器系统上。
日本力求自治的部分原因是决心击退入侵远东的西方列强。西方列强当时已经在远东落了脚——英国人在香港、荷兰人在澳门和帝汶岛、西班牙人在菲律宾、法国人在太平洋的塔希提岛——1867年，美国人从俄国人手里买走了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并且占领了中途岛。1894～1895年，明治新政府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从中尝到了甜头。当俄国向满洲扩张时，日本开始重新整军备战。1904年初，日本和俄国划分势力范围的谈判失败，日本袭击了满洲的旅顺港。日俄战争接踵而至，日本再一次获得了胜利。新罕布什尔州的和谈结束了这次敌对行动，19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因此授予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
英国人听说了这些胜利，但是他们并没顾及日本自尊心的创伤，仍旧继续观看1885年轻歌剧《日本天皇》，欣赏着吉尔伯特与沙利文对日本帝国的恶搞。1910年，日本的殖民地除了台湾，又增加了朝鲜，1895年，日本占领了台湾，1910年，日本吞并了朝鲜。日本很少替它从西方列强手中“拯救”出来的邻国考虑，它的下一步计划是入侵中国。日本如同它的欧洲帝国主义导师一样，看到了自己教化落后邻居的使命。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的艺术家和建筑师发现了日本美学，他们开始将日本元素融入他们的作品之中。追捧新事物的西方消费者对这些日式风格的物品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20]
明治维新的著名口号“富国强兵”描述了日本当时用最新的西方技术取代落后方法的社会实情，但是它没有揭露的内幕或许更重要。日本为需求让路，走出了闭关锁国，同时，它的领导人努力实现自治，避开许多非西方国家，进入了西方国家的轨道。这意味着他们维持政府导向的经济发展，是为了建立强大的军事存在。尽管商业领袖总是随时准备利用任何可能的经济机会，但是监督日本工业化的是娴熟的管理者，而不是商业领袖。日本以借贷闻名。虽然日本的宪法体现了对英国政治制度的尊重，但是它的领导人回避了西方对自由市场分配资源的信仰。你们或许会说，除了有关自由企业的理论，日本复制了西方经济震动中的每一次进步。[21]
日本轻而易举地在对马海峡击沉了沙俄的波罗的海舰队，吓了西方世界一跳，同时，它展示出的威力也震惊了亚洲。亚洲国家因此兴奋不已，欧洲对它们的祖国的长期统治留下了很多的恼火，还苦涩地夹杂着自卑感。但是现在，一个亚洲国家打败了欧洲强敌，即使对方只是落后的沙俄。[22]欧洲人从未在亚洲国家面前承受过这样的惨败。而印尼小说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Pramoedya Ananta Toer）在《布鲁岛四重奏》中充分抒发了这种感情，听说亚洲人战胜了傲慢的欧洲人，那种兴奋的心情就像是整个人飘到了遥远的马来西亚。
日本帝国充当了两次革命的助产士，这两次都是惊天动地的革命的先驱。失败的耻辱鞭策了1905年俄国起义的领导人，而日本领导人则更直接地鼓舞了中国的革命者，按理说这有利于日本控制满洲的计划。留日的中国学生从1902年的500人增加到了1906年的13000人。在这些政治激进分子中，许多人后来都返回中国支持孙中山。1912年，日本政府资助了中华民国的成立，象征着打开了满洲的权力真空。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岛外控制了相当大片的领土。它占领的这些土地巩固了日本的军事力量，也支持了金融领袖和工业领导人，他们开始加入曾由地主阶级控制的政党。[23]1898年美西战争期间，当美国入侵菲律宾时，日本宣布了门户开放政策。尽管这听上去像是向所有人发出的亲切邀请，但是日本人认为这是对它统治中国完美大计的威胁。日本的军队每十年都会更强大一些，而且日本的大实业家也认同政府把满洲纳入主要殖民区的看法。由此，长期冲突的大局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