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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限制
贸易中心的交流充满宗教的、实用的、浪漫的和政治的色彩。北美大陆西北角的炫财冬节经由赠送礼物来流通财富。国王利用税捐获得商品和服务，征服者受纳贡品，而商业交流则依靠的是金钱、中间商和簿记，这种依赖产生了最持久的影响。
公元前4000年，美索不达米亚三角洲建立了第一个人类定居点，以物易物也随之出现。然而，18世纪前，人们对商人根深蒂固的偏见使贸易一直局限在狭窄的社会空间内。商人常常与挣钱画上等号，不像贵族和法官那样，端坐着，指挥军队、率领外交使团、叙写诗篇，也不像农民那样，为人们提供粮食。商业工作虽然很重要，但从事这行的人却很丢脸。
贵族不仅瞧不起商人，而且赞赏反对支持经济发展的品质。他们追求安逸，蔑视以工作谋生的人。他们依靠租金和其他特权过活，大把花钱购置物品，用来装点他们的外表、家具和财产。他们经常入不敷出，因此产生了持久的债务，甚至还有世代相传的未付票据。他们借由肆意挥霍来逃避惩罚，因为很少有店主或工匠想招惹这些重要客户生气。
贵族和上层阶级是近代社会的名流。他们为重大的公共庆祝活动贡献了学问、品位、风尚以及迷人的仪态。他们是宫廷、军队和教会等高级职位仅有的候选人。他们可以优先要求经济盈余。商人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没有权利这样做。商人一次又一次地因为不稳定的财产所有权、繁重的税捐，或对他们货物的直接挪用而精疲力竭。统治者很少会考虑这些负担造成的后果。尽管如此，交易因为代替了武力强夺，仍被认为是文明的力量。
上流人士能否世袭职位对家庭来说很重要。比如16世纪的欧洲贵族，他们看重的不是“你做过什么”，而是“你是谁家的孩子”。出身名门的他们赞同血统是神定的等级，完全不羞于继承身份。统治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16世纪，在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等意大利城邦和阿姆斯特丹，城市寡头政治操控了一切，贵族的价值观备受尊崇。社会公认分为三个等级：神职人员、贵族和平民。人们相信天生的不平等，认同由少数特殊人和多数普通人组成的世界。他们看向动物世界的狮子和老鼠时，更是在自然中找到了等级的证据。他们信服等级是“正确的秩序”，就像我们的信仰一样坚定，这种强大的认同感随着成长而深入他们的内心。
因为我们的焦点是形成资本主义的变化，所以我们必须把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工业生产的新事物和古老的交易方式区分开。商人自古一直是低买高卖赚取差价，他们有时运气好，可以利用市场短缺捞到一笔意外之财。因此贸易本身并不是形成资本主义的变化，资本主义的财富来自别处，生产活动才是利润的源泉。虽然机器引入生产流程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但只有提高生产率才能获得更大的收益。资本家因投资机械设备而致富，因为机器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与先前经济制度之间最显著的差别是创造了巨额财富，除此之外，劳动重组以及购买新产品的消费群体的扩大也是资本主义的特征。16世纪欧洲人织就的全球商业网络扩大了资本家售卖商品的范围。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风生水起，投资者并没有停下脚步，他们跟着欧洲贸易帝国的发展脚步一路向前进。
我们不可能夸大拓展贸易路线和扩大合作伙伴的重要性。贸易在资本主义萌芽之前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即使没有资本主义，它也能蓬勃发展，这才是阐明资本主义贸易史的要点。我们因为看到了16世纪远航东方和发现新大陆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总想将其与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以及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不着痕迹地关联在一起，就好像接连发生的这些事件是大势所趋，但事实上它们之间并没有这样的逻辑关系。17世纪中期，新贸易开始时，人们不会预料到接连出现的神奇机器会改变传承几千年的劳作模式，也没有理由相信人与社会的新描述会取代长期指引大众的传统智慧。所以，我们永远不会知晓未来是什么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