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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投资资本组合
中国银行体系的支柱是四家大型的国有银行，这四大银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衍生物；1994年，在发展的宗旨下，中国出现了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有城市银行。在几乎所有国有银行中，政府都控制着多数股权。国外的直接投资非常多，主要包含的是长期承诺。这些被称作“耐心资本”的承诺让中国比同一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更好地度过了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人是伟大的储蓄者，所以中国的利率一直保持着低水平。在21世纪的消费热潮中，中国的私人储蓄和公共储蓄变成了美国的大存钱罐。中国的企业在建立健全的组织结构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国有银行饱受内部徇私舞弊的折磨。中国的投资安全未来依靠的必将是落实到位的财务问责制度、更完善的法律以及透明度。2008年，中国银行监管机构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一步，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全球经济衰退，它增加了金融职位执业资格考试的数量，从此，不断增多的金融从业人员必须具有执业资格才能上岗。[26]
新法律允许外国人不用再通过企业合营，可以直接投资。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喜欢保护许多在国外生活的有钱华人。他们要么是外籍人士，其中许多是20世纪50、60年代逃去香港的人，要么是中国早期移民的后代。如今，中国向市场张开了怀抱，而这些华人也一直渴望在中国投资，他们通过金钱俱乐部或商店找到了正式以及非正式的投资途径。这些华人手里有很多钱。占菲律宾人口1%的华人拥有着这个国家60%的财富。而在印尼，华人拥有的财富更多，约70%的私营经济都由这1%的人口控制着，包括印尼最大的企业集团。另外，在缅甸经济中，华人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27]在这些财富的支持下，国外资本和外国公司涌入了中国。新的利润税取代了利润留成制度。
中国在日本和美国找到了它的最佳客户，但是它正在上马一个项目，要把西藏与印度的贸易联结起来。2005年，中国的总理温家宝访问了印度。他此行的目的是推动中印之间经由西藏的陆路贸易通道的建立。中国有如此多的发展建设，这个项目与其说是提升经济，不如说是为了服务社会和政治的需要。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八年后，达赖喇嘛逃离西藏，发起了为西藏争取更多自治权的全球运动。中国鼓励人们迁往西藏，加速这个地区的民族融合，这项举措却遭到了世居藏民的强烈反对。
中国向贫困的西部地区大量投入资源符合它的社会和经济目标。以西藏边境为起点的新铁路的建成使中国进入加尔各答更加容易，而这里距离中国的西南边陲仅750英里。与此同时，中国建立了一支大洋海军，负责在常常运送石油的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航路上巡逻。半个世纪以来，边界争端使印度和中国始终保持着距离，但是随着两国都准备开发新的经济机会，它们很可能会捐弃前嫌。欧洲和美国销量下滑的威胁使这一政策愈发具有吸引力。贸易商的热情甚至延伸到了遍布暴力的克什米尔前线，装着苹果和核桃的卡车从印度出发，满载着大米和葡萄干而归。[28]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出口爆炸式增长，21世纪头四年，仅向美国出口的商品就几乎翻了一番，从1000亿美元增加到了1970亿美元。经济衰退时期，国外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猛然收缩，2008年的最后几个月里，中国出口总量下降了18%，测试了经济政策制定者的灵活度。同时，中国出口商品的复杂性也日益增加，除了鞋帽和玩具，电脑外围设备和消费电子产品也纷纷加入出口行列。随着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强劲发展，出口产品还包括汽车零部件。[29]2004年，中国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主要出口国，强烈地表明它在培养技术劳力方面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中国的国内消费仅能消化吸收它年产量的1/3，相比之下，美国国内消费的占比为2/3。
与中国的人民一样，中国政府对待巨额财富也很谨慎，它把其中大部分都投资在了美国中长期债券上。这是美国经济的福音，但不一定对中国经济有利。如果中国共产党能找到把储蓄者变成消费者的方法，也许会给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留下更大的空间。2008年的经济低迷使中国推动国内消费的计划更为迫切，但这执行起来并不简单。中国人存钱，是因为他们没有社会保障，所以政府必须先发展养老计划。制造业的优先地位必须改变。中国消费者想要不同类别的物品，从迷你音响系统到西方人珍爱的昂贵的鞋子。不过，政府正在努力。政府鼓励银行提供更多的贷款，把房屋抵押贷款的首付从当前的20%提高到30%。如果中国人变成购物狂，必将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因为推测起来，他们会从国外进口更多的商品。
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进行得非常顺利，但是社会变革却进展缓慢。中国人民必须与政府一起痛下决心，进行私有化改革。或者用中国的说法，他们正在“摸着石头过河”。因为中国共产党控制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它也影响了私有范围，影响了个人决策。中国的居委会负责照管人们在工作单位之外发生的大事小情，而工作单位也设有监督员工行为的党委。居委会不仅要看管辖区的房屋，还得安排每周的政治学习，经营托儿所，分发配给券。[30]20世纪80年代，为了防止和惩治共产党员滥用权力，在此结构之上成立了党纪委员会。党纪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主要是退休党员，他们负责在大街小巷巡逻。而这种控制又与信息技术引入的自由自在的沟通拙劣地搅和在了一起。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十分不友好，因此美国的搜索引擎谷歌和雅虎不得不与中国的审查制度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较量。
全球经济与世界的新闻媒体相互联系，充分保证了不良行为如果没有受到惩罚，就会被曝光。如果中国仍是自给自足的经济，那么2008年毒奶粉这样的新闻报道可能就会被压制下来。但是邓小平的接班人情愿接受这一公平交易，他们意识到如果不走近世界，中国就不会有发展。1997年，中国曾想捂住世界银行的嘴巴，因为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预测，中国的空气污染成本相当于它GDP的8%。[31]但是现在，全球的连通性意味着中国不能再这样向不利于它的课题施压。世界新闻媒体详尽报道了2008年5月四川发生的大地震，88000人死亡或失踪，500万人无家可归。这场自然灾难很快变成了政治问题，豆腐渣学校由此浮出水面，解释了夸张的儿童死亡率的原因。
即使我们不能精确预测，但是这些联系必将改变中国人民以及他们与世界的关系。外国记者发表了中国国内腐化堕落的故事。他们估计，腐败侵吞约在中国7万亿美元的经济中占到了3%～5%，从地方官员的内幕交易和裙带交易到整顿停业和用假币支付薪水，腐败的形式多种多样。2008年，政府因为腐败行为惩治了5000名地方官员，但是共产党员仍是中国治理的脊柱。行贿可以确保一例成功的手术，可以进入某所学校或拿到驾驶执照，这些情形在中国十分常见。社会中流动的钱多了，贪污受贿的机会也就多了。受害者可以在网上发帖抗议，但是他们要做好被暴力报复的心理准备。[32]
2008年的北京夏季奥运会向我们证明了中国不仅准备好成为一名世界球员，而且愿意投入数十亿美元，上演一场全球秀，展示它的才华、纪律和创造力。[33]中国走了多远可以用大大小小的不同方式加以衡量。1987年，每24小时会有一个航班从东京成田机场起飞，抵达北京，两个城市之间每日航班大约运送1000万人，另一个每日航班运送2900万人！想想在洛杉矶和旧金山之间，或是纽约和费城或纽约和波士顿之间，这相当于多少个航班在空中纵横交错。而这还只是那会儿的事。现在，中国有更多的航空公司和几十个航班。比如上海，还有时速240英里的高铁可以将乘客送达机场。集装箱彻底改变了货物水运，装载这些箱子的货船以秒计算的速度从香港出发，一年到头的货运量相当于4000万个标准集装箱。面对2009年的全球经济衰退，中国的脚步有所放缓，但依然很忙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