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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问题及其分析家
虽然“最底层的10亿人”还没摆脱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研究的这个名字，“最底层”对于深陷贫困泥潭的人来说，是令人回味的标签。今天60亿地球人口中，1/6生活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另外40亿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而其余十几亿人生活在经济一直止步不前的国家。[22]2005年，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世界上有14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日收入低于1.25美元。与落后的、昔日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不一样，今天最底层的10亿人生活在特定国家——实际是57个国家，这些国家始终在水中挣扎，而他们周围的世界却一直在向前游，甚至在全球陷入经济衰退时，这种状况也丝毫没变。它们不是“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个国家是备受瞩目的“新兴市场”。它们是“失败的国家”，耗尽了慈善家的耐心，也检验了援助组织的想象力。今天，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了疾病的防治，而不再用来促进经济变化，正是对某些地方的发展不抱希望的证据。
57个落在全球经济底部的国家与世界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并不相同。它们背负着特殊的重担，所以传统的援助计划对它们不起作用。科利尔仔细分析研究后指出，这57个国家的经济没有任何起色，是因为它们一直受困于糟糕的政府和内战，而且它们都位于内陆地区，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它们的资源都很丰富。这些国情往往相互加强。石油、象牙或钻石等自然财富实实在在地变成了这些国家领导人丰富的贿赂资源。他们不需要向人民献殷勤，因为他们拥有贿选或收买对手的财富。[23]
内战是另一个陷阱。一场典型的内战成本大约是640亿美元，科利尔建议对阿富汗和索马里这样的国家进行军事干预，把它们从内战的创伤中拯救出来。他主张这样的干预至少持续10年，才能为健全的政府奠定良好的基础，他希望干预组织通过国际宪章来澄清意图。科利尔认为，单纯的贸易和援助对失败的国家并没有太大的帮助。他坚持，改变必须从内部开始，但是也只有在工业化国家的协助下，国内的改革者才会成功。他并不相信全球化本身，因为印度和中国的进入使后来者更难进入世界市场。作为世界银行的前官员，科利尔承认已经尝试过了专横的手段，他呼吁重新恢复就这一问题的讨论。[24]
应对贫困最好的想法来自于人民，像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赫尔南多·德索托、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弗朗西斯·摩尔·拉佩（Frances Moore Lappé）、瓦尔登·贝洛（Walden Bello）、拉吉·帕特尔（Raj Patel）和彼得·巴恩斯（Peter Barnes），他们都想以新方式利用资本主义的优势，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这正是马克思想做的事：以资本主义的财富为基础，供养整个社会。但他未能预见国有产权使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危险。权力的巩固会使规则僵化，创造出一个不受民意影响的统治机器。不过，马克思提出的问题依然存在：资本主义产生的财富如何增加所有人的生活机会，包括最底层的10亿人。
很显然，穷人缺少的正是资本的魔力，甚至是融资渠道。现在有一些巧妙的想法，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其中之一是穆罕默德·尤努斯想出来的。1940年，尤努斯在英属印度出生，他在范德比尔特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1969～1972年，他在范德比尔特大学教书。建立独立的孟加拉国的运动吸引他回到了家乡，他开始在吉大港大学教授经济学。两年后，现实以国家灾难的形式冲击了他。他回忆道，因为可怕的饥荒在孟加拉国处处肆虐，“他很难在大学课堂上继续教授优雅的经济学理论”。[25]通过接触校园周边的村民，他确信如果手里有点钱，许多穷人就可以摆脱赤贫。然而没有担保的话，这些穷人只能借利息高达30%的高利贷。
尤努斯看到制作竹制家具的妇女为了买竹子，需要支付这么高的利息，她们永远也不可能有出头之日，他认为应该在无需担保的情况下延长贷款。他拿出了自己口袋里的27美元，小额借给了42名女性。这个方法非常奏效，她们还了借款，还支付了合理的利息。1976年，他用政府贷款创立了格莱珉（意思是农村）银行（Grameen Bank）。1983年，格莱珉银行开始独立经营。这家银行从乡村一直发展到整个国家的行政区。目前，除了孟加拉政府拥有10%的股份以外，格莱珉银行的其他股份都在借款人手中。2007年，格莱珉银行向700多万名借款人发放了63.8亿美元的贷款，鼓舞了全球许许多多小额贷款的创业机构。
格莱珉银行接触的女性多于男性，因为她们更愿意把收入花在家庭上。尤努斯也认识到，需要建立银行客户之间的支持网络。银行将强制性的周例会写入了合约，这样彼此住的近的借款人就可以聚在一起，讨论他们的企业，分享各自的想法。这些群体的参与者也起到了还款的联合担保人的作用。格莱珉银行的贷款记录因其90%以上的还款率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激进的左派人士反对银行成为进入资本主义的诱饵，而保守的神职人员则用拒绝举办穆斯林葬礼来威胁这些女性借款人。但是什么都阻挡不了这一发展势头。2006年，尤努斯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捐出了一半奖金——70万美元开办了一家公司，为穷人制造低成本、高营养的食物。格莱珉的村庄电话工程使5万个村庄的26万村民拥有了手机，他们中许多人按时间向外出租。这些手机成了城市短工的福音，他们现在可以按照潜在顾客的名单拨打电话，不用为了寻找下一份工作，浪费宝贵的时间在全城闲荡。
今天，成千上万的小额贷款机构在为各大洲的上亿家庭提供服务。印度最大的私人银行印度工业信贷投资银行（ICICI）想与印度政府以及另外100个伙伴组织进行合作，把小额信贷推向新水平。印度工业信贷投资银行在尤努斯成功案例的激发下，向300万个客户提供了6亿美元的贷款。它的下一个项目是利用编码的信用评级创建生物身份识别卡，这样人们就可以利用指纹在互联网或各个银行网点自助办理贷款。与此同时，尤努斯与墨西哥的电信大亨卡洛斯·斯利姆·赫鲁（Carlos Slim Hélu）联手合作，把小额贷款大张旗鼓地带入了墨西哥。斯利姆足以与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争夺世界首富的头衔，他是位伟大的捐助者。他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了基础设施建设中，但是由于他垄断了许多经济领域，所以墨西哥的贫困问题部分也是因为他。他雇用了25万人。他和尤努斯一样，向贫困宣战，并把注意力转向了资助墨西哥的卫生和教育项目。斯利姆说，“我新的工作重点是拉丁美洲的发展和就业”。批评家会问，他是否打算支付与北美其他地方相当的工作工资。[26]
尤努斯明白，贫困的基础之一是人们普遍相信贫困和垂死一样，都是不能根除的不幸。他说：“我坚决相信，如果我们都相信贫困可以根除，那么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他还说：“在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里，你唯一能看到贫困的地方是在贫困博物馆。”[27]贫苦大众的支持者与18世纪奴隶制的反对者面对的是相同的障碍：接受不幸，因为它年岁日长，已是老相识了。人们很难被贫困这样的状况激怒，因为贫困已经流传了几千年。这种主流态度曾经应用于奴隶制。后来，废除奴隶制的想法意外唤醒了改革领袖，他们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成功地推翻了这种公开的自满。1780年，宾夕法尼亚州的立法机构证明了和圣经一样古老的制度也可以依法取缔，引起北方各州纷纷效仿，大多数州根据奴隶的年龄，逐步解放了他们。
“内讧的家庭让人无法忍受”，亚伯拉罕·林肯在南北战争前夕这样说。但是林肯也引用了圣经的经文，穷人将永远与我们同在。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流行的人口增长理论告诉我们，大多数人避不开贫困。突破这个无可奈何的阴影并不容易。近两个世纪前，英国的激进分子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谴责过工作的残酷，这些工作保证了清醒勤奋的工人充分就业，但却没有支付给他们足够养家糊口的工资。科贝特的穷忙族也吸引了今天的激进分子，他们成功地使100多个美国城市为正式员工和为市政合同效力的人通过了最低生活工资条例。
阿玛·蒂亚·森和尤努斯一样，出生于现在孟加拉国的某地，但他移居到印度是在1947年分区之后。森成年后一直在教书，先是在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后来在哈佛大学。1998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他在对抗贫困的斗争中，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在对抗导致贫困和可能减轻贫困的错误想法中，既是道义的力量，也是知识分子中的重量级选手。森利用他在数学方面高超的学术研究启发了最优秀的经济学人才，让他们用新方式来考量穷人。这是他和尤努斯的另一个相似之处。1943年，孟加拉的饥荒深深地影响了森的想法。他研究了这场灾难，发现人们饿死不是因为没有粮食，而是因为工资降低、失业率上升和有缺陷的分配体制造成他们没钱去买食物。
久而久之，这些想法使森发展出了社会能力的概念，这些社会能力本身就是目的，而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代理人。社会能力不只是社会资本，还展示了未来的远景。比如，教育可以促进生产力，但是更重要的是，人们选择时应该有更大的视野。这些社会能力包括女性可以自由地讨论避孕，他发现讨论可以增加社会应用的可能性。[28]森学说的基本推力是把自由视为一种积极的力量，而不是讨论自由是否缺少约束。在他看来，政府必须担起这个责任，才能确保公民开发了自己的潜力。他强调的重点改变了评估援助和剥夺的方式。他说，许多穷人受苦，是因为政府无法满足他们最基本的需求，这样的忽视不太可能发生在自由备受推崇的地方。
埃尔南多·德·索托是另一位对抗贫困的战士。他是一位与国际银行业和工程公司有密切联系的秘鲁经济学家，他现在领导着秘鲁的自由和民主研究所（Institute for Liberty and Democracy）。研究所在集中精力研究赋予穷人权利的不同方式：使他们拥有占据土地和操作设备的合法权利。德·索托吸引了全世界非正式经济体的关注，这些地方的人在没有财产所有权的情况下开垦土地、改善住房、经营企业。这意味着他们不能使用财产进行抵押贷款，即使他们家可能几代人一直都居住在这片土地上。德·索托认为，人们选择在地下经营，是因为获得经营许可证和土地所有权通常是艰巨而昂贵的任务。德·索托通过他的研究所，排除了许多限制性注册和许可经营的法律，帮助100多万秘鲁人和近50万家公司合法地获得了财产所有权。在埃及，德·索托发现根据他的计算，即使只是租赁土地，都需要完成31个不同的公共和私人机构设计的77道手续。德·索托获得了世界银行的青睐，他现在正在开展类似的活动，反对萨尔瓦多、坦桑尼亚和埃及的官僚限制。
在所有社会中，向穷苦人家的孩子开放机会的最好方式是投资于公共福利，比如好学校、医疗卫生、公园、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有效的警察保护和公共艺术。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某些极其不公平的竞争领域中的不平等问题。但这需要钱，更准确地说是收入。彼得·巴恩斯有很多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巧妙筹资的方法。巴恩斯是运营资产长话公司（Working Assets Long Distance）的共同创始人之一，这个组织把自由行善与电信结合在一起，比如鼓励顾客购买有价值的书，向环保事业捐赠，给他们选区的国会代表发信。巴恩斯在《资本主义3.0》一书中，探讨了“公共权益”，即空气、水、生态系统、语言和文化等我们共同分享的东西。他在我们有关公有物的概念中，找到了一个好理由，包括科学、技术和法律安排。他认为，我们为了平衡私人财富，需要促进共同财富的发展，他强调我们共同拥有的远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多，因为我们没有思考它、衡量它或开发它。
我们最伟大的共同资产之一是公司的法律文书。我们拥有它，我们的立法机构执行公司章程，我们的法庭裁决企业问题，所以为什么不向这些宝贵的特权要求一些租金呢？毕竟，它使企业限制了自己的责任，创建了公司这个新实体，还被赋予了权利和特权。巴恩斯还提议由新机构来管理公有财产，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各个政府机关草率地经营，使公有财产受制于在任行政机构的心血来潮。他以阿拉斯加永久基金（Alaska Permanent Fund）为例，展示了如何把国家从石油公司租赁协议中收取的意外之财变成一家公共投资公司，按年向所有居民支付红利。他认为这需要更多的国有土地信托。巴恩斯极有想象力地虚构了一个社会，意识到自己的巨大财富，于是开办了空气信托、流域信托、水牛共同信托、儿童机会信托和电视广播信托。巴恩斯主张的这些与大多数改革一样，要求人们打破看待事物的常规方式。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对民营企业家的做事方式进行创新。[29]
扫除全球饥饿的想法激励了弗朗西斯·穆尔·拉佩、瓦尔登·贝洛和拉吉·帕特尔，他们著述研究了我们的努力到底有什么错。帕特尔是一位社会学家，他曾在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和联合国就职，丰富的经历使他变成了直言不讳的评论家，批评那些推动全球化的组织。拉佩因出版了《一个小星球的饮食》而成名，这本书售出了数百万册。1975年，她推出了《食物优先》，告诉美国人世界饥饿问题的起因。她和森一样，强调世界上的饥饿并非由于粮食匮乏，而是饥饿的人无法获得世界上现有的丰富食物。她是一位不知疲倦的为穷人大声疾呼的倡导者，她将纯粹投票的“弱势民主”与参与者可以明智选择自己买什么以及如何生活的“活跃民主”进行了对比。贝洛也是社会学家，他成立了一家总部位于曼谷的政策研究机构，关注南半球组织（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
食品价格的飙升引起了人们对土豆的兴趣，人们重新发现了土豆的优点。联合国公开宣布2008年是“土豆年”。[30]土豆的价格并没有像谷物和稻米那样飞涨，因为土豆容易腐烂，不适合出口。土豆更受西方人的喜爱，但是食品专家一直敦促世界的贫苦农民种植土豆，因为土豆成熟所需的时间短，所需的土地和肥料也少。2003～2005年两年时间，中国的土豆产量提高了50%。世界经济两个最强大的后来者——中国和印度必须应对可能出现的饥荒问题，这意味着让人吃饱的想法还在它们脑中盘旋，而饱足的人却很容易忘记这一点。
这些富有想象力的思想家并非没有批评者。反对德·索托为穷人争取土地所有权的人说，这种努力削弱了集体的土地使用权。如果其他人利用更好的权利主张登记了土地，那么最贫穷的寮屋居民甚至可能被驱逐。他们哀叹最能干的穷人损害了最没能力的穷人的利益。反对格莱珉银行等小额贷款机构的人也提出了同样的论断。他们认为，即使提供了合理的贷款，也不是所有贫困妇女都拥有经营小买卖的才能。这些批评提请人们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是奖励制度。那些在市场交易中做得出色的人才会成功。传统社会赋予人们的是继承身份，而苏联、东欧、中国和古巴这样的计划经济体力争的是均等，以及保证人民一定的生活水平。传统社会和计划经济都不善于创造财富。即使是在现代，它们也遭受过多年的饥荒，但是它们确实尊重人类的共同需求，限制了人民之中永无休止的竞争。
这实际上就是称作南斯拉夫乡愁的现象，表达了人们对休闲、娱乐、平等的向往。1989年，南斯拉夫解体前，巴尔干半岛国家曾享受过一段这样的时光。一位南斯拉夫乡愁的受害者这样解释，“人们在南斯拉夫玩得很开心。这是一个适合懒人的制度；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你都会得到报酬。现在，一切都是钱的问题，这对小人物没什么好处”。[31]而那些投奔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人也大声叫嚷：“但是医学进步、优秀的学府、省力的设备、方便的全球通信和更长的寿命，这些努力工作和延迟快乐带给我们的又是什么？”全球人口的平均寿命已从20世纪中期的48岁提高到了1999年的66岁，而且仍在持续延长！不过，我们吃生日蛋糕时还是很高兴，保持懒惰的方法也会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