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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对一战的反应
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了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德国君主制的完结。代表美国出席和平谈判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激动人心地向所有人呼吁民族自决，振奋了全世界在压迫下挣扎的人民。为了打世界大战，欧洲国家调动了所有的资源，包括它们广大的殖民地。殖民地的人民通过参与战争，认识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他们在这个世界中能够找到一个独立的所在。尽管回想起来，威尔逊日思夜想的似乎只有欧洲，但是他号召全世界人民围绕民族认同来建立国家，使他变成了埃及、中国、印度和法属印度支那的民族主义者心目中的英雄。他们读到了他的演讲。一位名叫胡志明的越南人竟然凑足了钱去巴黎，妄想和威尔逊对话。
法国、荷兰和英国的领导人秘密签订了如何划分中东版图的协议，他们显然认为帝国主义还有第二次生命。因为这些国家是战场上的赢家，所以没人阻止它们享受战争的硕果。殖民列强野蛮地镇压了所有的独立运动，现在还夺走了德国在非洲的财产。战争结束后，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国家更紧密地融入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商业世界。脱离欧洲统治的时刻尚未到来，威尔逊默许了和平条约中的惩罚性条款，这使整个亚洲和中东的民族主义者失望透顶，他们破碎的希望为长期的反美情绪奠定了基础。记忆是选择性的。这些委屈在被压迫人民记忆中的停留时间显然比压迫者的要长久。
不过，在凄凉的压制民族自决的组合模式中，出现了一次精彩的例外情况。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把奥斯曼帝国的中心变成了世俗国家土耳其。阿塔图尔克以及作为他的追随者而闻名的“青年土耳其党”罢黜了穆斯林哈里发，并且迅速开始了维新。他呼吁年轻人积极参与共和国的建设。阿塔图尔克被证明是一位杰出的国家建设者，他是当代鲜活的典范。在阿塔图尔克领导的土耳其，女性也可以成为法官。土耳其在欧洲大陆获得了立锥之地，它被认为是欧洲唯一的穆斯林国家。
战争结束时，德国满目疮痍，徘徊在饥饿的边缘。德皇威廉二世逃去了荷兰。1919年初，继任政府魏玛共和国成立，假如“成立”是个合适的字眼的话。德国必须争取稳定，它反对准军事化的社会主义团体和失败的军事领导人，因为这些人都企盼着君主制的复辟。这些往事在特奥多尔·普利沃（Theodor Plevier）的《国王去，将军在》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凡尔赛和约拿走了德国13%的领土，并且把德国10%的人口分给了其他国家，使德国的复苏局面变得愈加复杂。工业发达的阿尔萨斯—洛林归还给了法国，而同盟国则占领了莱茵兰15年。在这些简单的陈述背后，真实情况是几十万人的生活陷入混乱，回忆中满布着不可能遗忘的痛苦。
德国被索偿巨额的战争赔款。这是法国人的报复，48年前的普法战争结束时，法国人被迫向德国支付赔款。凯旋的领导人建立了国家联盟，他们希望未来的纠纷都能公开解决，他们用集体安全保障取代了引起1914年战争的条约体系。美国国会拒绝加入联盟，但是它参加了联盟主办的一系列会议。美国是主要的债权国，它在战后的金融安排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国和英国发动战争的成本高得惊人，要求偿还巨额债务则造成了金融动荡。
20世纪20年代，迫近的经济问题发出的信号好坏参半。没有人预料到大范围的经济衰退会随之而来。世界大战的损失还未弥补，人们着手开展的项目都已被战争消耗殆尽。不过，往日的交战国在五六年内都恢复了农业和工业能力。持续更久的是战争造成的扭曲。战争状态下，全世界的农民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他们需要养活6700万正在服役的人。他们为了满足战时需求，大量地开垦新耕地，投入耕作。停战给他们留下了过剩的粮食和原材料。对于很多国家来说，特别是东欧，农业始终是它们的经济命脉。农业的萧条使国家总体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匈牙利、奥地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新国家放弃了自由贸易，致使国际贸易的复苏困难重重，而多瑙河流域的国家却仍享受着奥匈帝国成员的待遇。为了达成经济自给自足这个不可能的任务，这些国家调高了关税，反对商品进口。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货物运输都甚至很困难。[1]后来还夹杂着货币问题。赔款、战争债务和代替黄金的纸币引发通货膨胀的情况几乎处处可见。德国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1922年5月，275马克兑换1美元；到11月，7000马克兑换1美元。依靠养老金、债券收益、租金和储蓄生活的人几乎都被摧毁了，但债权人以及蒂森和斯廷思这样的德国公司却能用贬值的货币来偿还债务。[2]战争最昂贵的遗产是人们普遍开始选择复仇，而不是扶助受伤的世界恢复正常。这更凸显了开明的领导阶层的稀缺。
所谓的咆哮的二十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是20世纪20年代那一代年轻人的疯狂。他们的哥哥姐姐如果不是愤世嫉俗或身负伤病，就很有可能是意志消沉。美国在短暂参战的20个月里遭受了许多小规模的人员伤亡。战争杀戮的不只是人；它还扼杀了很多传统的价值观，尤其是影响男女关系的价值观。女性的短发和短裙宣告了更加自由的社会精神。19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世界的生育率一直在下降，19世纪末，美国家庭的成员数量——少于4个孩子——是19世纪初的一半。[3]这一转变更多的是对女性的影响。如果说妇女解放运动有一个漫长的酝酿期，那么生育率的下降可能就是它的始点。更省时的电器、白领工作的激增以及战时在家庭之外的工作经验也成为女性解放的推力。1925年，大多数经济体都进入了高速发展期。随之而来的社交风格完全背离了维多利亚时代刻板的道德观念。
留声机是新文化风格的流行组件，它的著名商标是一只侧耳倾听“主人的声音”的狗。留声机总是播放着来自美国黑人社区的爵士乐。社会的流动性增强了，年轻人纷纷北上。有声电影取代了无声电影。1920年，美国出现了第一家商业电台。不到十年，超过一半的美国家庭拥有了收音机。[4]1929年，差不多300万个德国和英国家庭也拥有了收音机。农村与外部的隔离线渐渐消失了。20世纪20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在一片喧嚣的公共空间之中开始了它的“大牛市”。股票价格不断上扬，有钱人开始撤出他们在欧洲的投资，转而购买美国证券。这是典型的泡沫，价格一直上涨、上涨、上涨，一再地刷新它的最高纪录，吸引了越来越多热切的投资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搅乱了太平洋和世界其他地区。日本成功地融入了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的队伍，1885年，它们在柏林会议上瓜分了非洲。[5]日本为了获得东亚主导权而开战的决定非常符合那个时代的精神。虽然日本与同盟国站在同一条阵线上，但是它几乎没打过仗，它一直在从事大量的生产活动。日本的经济获益于盟军的弹药和其他战争物资的订单。西方竞争同时撤离日本国内市场和亚洲大陆市场可以被视为另一个战争红利。
一战结束后，日本经济发生了不可避免的衰退。在推动现代化建设的早期，日本政府更青睐大公司，因为这些公司拥有资金，符合国家的发展目标。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所有产业都形成了卡特尔，从而避免了困难时期的过度竞争。20世纪30年代，更多日产这样的大型公司出现，雄心勃勃地计划着达成15000辆汽车的年产量。多家控股公司进入了矿业、化工、渔业、海运和土木工程等各个行业。当日产制造出第一辆轿车时，公司的座右铭是“旗帜上有旭日，精选的汽车是日产”。[6]
在欧洲，战争的后遗症对情感和智力的影响与物质上的一样多。胜利并没有把意大利从危险的战后形势中拯救出来，反而启发了意大利人激进的政治思想。一个名为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社会主义记者，他四处宣传欧美国家自由选举政治制度和自我完善市场的缺陷，开创了一番事业，并且建立了新的政党。1922年，墨索里尼发动的法西斯运动把他推上了权力的宝座。他骤然转右，迅速压制了反对派，解散了议会，并镇压了工会以及其他任何类型的独立政治活动。墨索里尼组织雇主和工人加入了联合会，由政府负责协调劳资双方之间的关系。他利用关税、配额和补贴，阻断了意大利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的联系。法西斯主义提倡用生动的民族主义来代替个人的满足感。这把国家拼成了一家巨型企业，领袖墨索里尼规定，个人在其间必须服从整体利益。
1935年，墨索里尼准备向世人展示他治下的意大利可以在境外做些什么。他入侵了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在40年前曾成功地击退过意大利人。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对这种纯粹的侵略行为实施了制裁，但是它的成员国不愿承受因此带来的任何牺牲，尤其是让它们承担销往意大利的石油利润的损失，这简直要了它们的命。墨索里尼说国际联盟是虚张声势，与埃塞俄比亚一样不堪一击。其他欧洲国家信仰公民自由和个人决策，与这些国家的软弱相比，意大利隐含暴力的阳刚之气表现出了力量。墨索里尼的社团主义和自给自足的经济，再加上军事建设上的投资，把意大利带离了美国和欧洲即将出现的经济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