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德国企业家
奥古斯特·蒂森去世时，《纽约时报》的讣告戏称他为“鲁尔的洛克菲勒”。这么说是为了押r字头韵，蒂森其实更像是安德鲁·卡内基。他脾气火暴而且求胜心切，他的活力改变了德国的钢铁行业。他出生于一个富有的莱茵兰银行家族。30岁时，他的婚姻甚至为他的事业提供了更多的资金。为了满足用于桶、包、箱、导管和管线的带钢日益增长的需求蒂森开始收购钢铁厂。他将他的商品远销俄罗斯，建立国外的销售网络是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873年，经济危机压低了钢铁价格，蒂森大胆地扩大了生产，并且开始促销，把他的事业推向了多元化。当然，范德比尔特也有相同的举动，他们两个人都展示了冒险精神，做出了违反直觉的决策，这使他们充满了传奇色彩。
19世纪80年代末期，蒂森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煤矿开采、钢铁冶炼、高炉冶炼轧钢厂和机械工程。与美国公司标准化批量生产的产品不同，蒂森公司提供给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商品目录中的都是专业化、高品质的产品。他接受过良好的技术教育，而且是天生的商业组织者，他发展出了高度复杂的经营结构。他希望他的部门经理——往往是二三十岁的男人——都像他一样，是处理技术和营销问题的多面手。他在大部分生产线上实现了垂直整合，这使他拥有了巨大的成本优势。然而，尽管他的经营规模如此之大，但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他仍一直坚持家族控制。蒂森是个超凡英雄。他持续追加资本，投资新技术，这与谨慎的英国企业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5]
恩斯特·维尔纳·冯·西门子是个生意人，但也是一位科学家、工程师和发明家，他创立了世界最成功的企业之一。西门子长大时，普鲁士的教育预算几乎与它的军事预算一样多。1835年，西门子因为没钱学习土木工程，于是进了普鲁士的炮兵部队。六年的技术研究免除了这个年轻人两年的兵役并允许他加入陆军预备役，还给了他一套制服！军队也因这个项目而受益。西门子的早期发明包括金银的电镀工艺、微分调节器，还有几个可以改善惠斯通电报机的设备。西门子离开军队后，开始专心研究发明的实际应用，为他钟爱的实验赚钱。他是第一个建议使用古塔波胶的人，这是一种从热带树木上提取的乳胶，可以用来缠绕地下和水下的电缆线路。他持续不断地为连接英国和印度这样的试验电缆开发仪器。
1847年，西门子的第一家公司大举进入了新的电力领域。西门子发现了电动原理，可以使电池产生连续的电流和高电压。19世纪60年代，他为电力方面的发明申请了专利。他的实验室利用太阳系的规律研发了新产品。西门子发表了许多篇发电机、热电阻、测量仪器和电磁设备方面的论文，指导德国工业开发了新工艺和新产品。他留下的西门子公司如今在能源、电气工程和通信领域仍保持着他创办的初衷。
德国的许多城市和地区都有它们的特色手工艺：奥格斯堡的金银和铜制品，纽伦堡的木工艺和玩具，莱茵兰的刀和剪刀，雷姆沙伊德的钢制工具和斯托尔伯格的黄铜工具，我们还可以加上巴伐利亚州的啤酒。而卡尔·蔡司正是从德国这些强大的手工艺传统中走出来的。12年的学徒期满时，蔡司从生物学家研究细胞的新兴趣中看到了机会。1846年，他得到了一份合同，为耶拿大学制造和修理所有的科学设备。20年后，他的公司出产了千分显微镜；40年后，他的公司又出产了万分显微镜。1866年，蔡司与恩斯特·阿贝（Ernst Abbe）联手，研究了最新显微镜对玻璃的压力要求。他们面临的挑战是要修饰玻璃来满足这些需求。与此同时，他们还在进行相机的试验，这是一项对于消费者、科学家和制造商来说都越来越重要的发明。蔡司和阿贝发现，光线经过透视镜会集中在不同的位置。研究这一现象的数学模型最终形成了新的光的波动理论。1870年，另一位玻璃化学家奥托·肖特（Otto Schott）加入了蔡司和阿贝的事业。
蔡司公司强调新产品的设计，在这一点上，它超越了大多数德国工匠的视野。蔡司为了适应日新月异的科学，不断改进科学仪器，他和同时代的西门子以及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把德国的资本主义与技术前沿对接了起来。1888年，蔡司去世后，他的公司生产出了放大倍数为2000倍的显微镜，通过这种显微镜能够辨别好细菌和坏细菌。现在，蔡司公司还生产望远镜、照相机、行星仪、显微镜、半导体、纳米技术、光谱分析仪和光电产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哈伯开始了他对农业的研究，因为当时，英国的封锁切断了智利和秘鲁供应的硝酸盐，所以他想找出一种方法，来代替德国农民需要的化肥。哈伯用合成氨法生产的氮肥可以提高全球作物的产量。他的诺贝尔颁奖词说他从空气中抢夺了面包。哈伯还进行了化学气体方面的试验，从而推动了农药的发展，其中就包括奇克隆B。一段成功的人生却有一个痛苦的句点，纳粹在集中营使用了奇克隆B，哈伯的几个亲戚就死于那里。[6]如今我们发现这些进步中，许多都加速了化石燃料和化肥的使用，从而破坏了大气的未来，这虽没达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但仍使人担忧。
整个19世纪，人们进行了连锁性迁移，从农场到乡村工业，从小镇商店到工厂、矿山和铁路的工作。如果没有财富带来的保护，无论想不想，他们都必须接受变化。[7]这些人在态度上可能是守旧的也可能是现代的，忠诚的、不顺从的、勤勉的、懒散的、迟缓的或聪明的，人类一直都是这样。但在资本主义的演算中，他们被计为商品，必须遵循供求规律。马尔萨斯解释了一条适用于劳动者的规律，他预测说，新生儿数量的增长对应的是年轻人就业机会的增多，这个增长迟早会因为收成减少而下降。因为他没有料想到农业改进措施会提高粮食产量。不过他关于出生人口增多的短期效应的观点非常切题。
19世纪上半叶，欧洲的工人阶级并不是一帆风顺。农村和城市的生活水平都在下降。持续了几个世纪的生死平衡被高生育能力和低道德观念打乱了。工资赶不上支出的增加，特别是女性劳动者深受其害。农村的穷人一直生活不易，而城市也出现了明显的就业歧视。粮食供应的持续短缺使女人必须让着更需要营养的丈夫。英国的农民被新农场设备所吸引，开始从饲养牲畜转向种植谷物，他们强迫女人放下高薪的农活，去做低收入的工作或者回家做苦工。[8]女人还得承受丈夫容易被裁员或遭遇工业事故这些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