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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雇主对工人的责任
1994年，世界银行在马德里召开年度会议。西班牙最受欢迎的广播名人I.加比隆多（Iñaki Gabilondo）相当反常地派出了一名记者去采访教堂外等候免费圣诞大餐的人群，询问他们如何看待金融家会聚在他们的城市。他们用哄笑回应了采访记者的这个导引问题。记者使他们相信，他是很认真地想知道他们的观点时，这些等待免费食物的人热切地发表了他们对国家经济需要的意见。不出所料，这些人一致认为，企业应该拿出一些利润，为像他们这样运气不好的人提供就业岗位。而且如果企业不情愿这样做，政府应该介入，向依靠富人的商业计划而谋生计的人施以援手。[6]
这些西班牙乞丐没有意识到，他们说出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古老的争议问题之一：雇主不再能从雇员的劳动中获利时，他们是否还该为员工承担责任。员工生产的产品需求下降时，雇主是否该像散伙的“酒肉朋友”一样解雇员工。这个问题总是以某种方式——今天大概是外包——不断地跳出来，最先是受到挑战的经济举措，然后是旨在使雇主成为员工保护神的过时法律。这个问题对君主来说尤为突出，因为国王认为所有臣民都是排列好的，从属于联邦部署的层级结构。
17世纪20年代，欧洲布料的供过于求影响了英国服装商，这个问题得到了持续的关注。在之前几十年，英国羊毛出口的扩张为越来越多的家庭创造了工作机会。他们的就业岗位源自国际贸易，他们代表了新类别的工人。冲动的服装商将会停止布料生产，直到市场再次好转。这震惊了当时的人。人们习惯于恶劣天气造成的可怕后果，但他们还不能适应市场低迷所致的苦恼，即使痛苦都是一样的。人们可以忍受天灾，却无法容忍雇主的选择。在负责维持秩序的官员看来，雇主反社会的反应破坏了富人照顾病人、弱者和穷人的道德义务。服装商希望保护他们的资本，他们认为目前收紧资金才是明智之举。如果现在大笔花销，市场好转时，他们就没有用于投资的储备资金了。起初，皇家政府积极回应了穷人对保护的要求，它承诺私人事务从属于整个社会的福祉。
这个问题没有消失。17世纪早期，贸易下滑重新引发了争议，并且导致了不同的结果。这次贸易过剩恰逢硬币短缺和汇率不稳定，致使国家陷入了经济萧条。事态越来越糟，国王为了研判形势，任命了一个由商人组成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研究报告随即发表。贸易衰退的严重程度不再能常规地归为当地妖风邪气等简单的原因。英国政府出乎意料地否决了约束服装商的提议。这是这场争辩最不朽的推论；自此以后，国王和他的顾问为了防止国际贸易跌宕起伏引发的社会动荡，再也没想过要回到更加包容的经济。[7]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主要人物托马斯·孟（Thomas Mun）从争论中得出了一则绝妙的经济推理。他跳脱了常规的思维方式，不再将经济视为政治统治者为了达到社会目的而控制的体系。他的辩词很有说服力：英国当局无论做什么都不能带回经济繁荣，因为买卖或货币流向国外都是紧随私人贸易商的交易而发生的，并不听从政府的命令。孟建立了一个贸易模型，是客观且高度自发交互的连贯系统。他说，如果卖多于买，那么英国就会有更多的货币。他借着令人愉快的繁荣阐明了自己的论点：“让小交易所拼命滥干；让王子压制、律师敲诈、高利贷啃噬、浪子挥霍……随着对外贸易超过或低于价值平衡，这么多的财富也只会被带进或带出英联邦而已。”然后，他拿起笔，继续大胆断言：“而且这需要超越所有阻力才能实现。”[8]我们过去常常相信无情的经济规律，但是1621年，孟写下的这些话表明，经济不在主权的控制之下，因此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孟的著作导致了贸易平衡理论的流行，也就是所谓的重商主义观点，国家财富源自成为更好的卖家，而不是更好的买家。事实上，孟还有更重要的观点，他认为货币是通过国际通商贸易结算账户的迂回渠道，被动地跟从着商品交换。他不是想诠释贸易顺差的好处，而是要扑灭家长式统治的概念，使人们不再相信官方规定的汇率可以治愈经济萧条。重商主义的目标是实现贸易顺差，各种评论推动了这个目标的发展，虽然它再三暴露出基本谬误，但它一直尾随着经济讨论。英国对平衡贸易的痴迷——即买不能超过卖——主要是个政治反应，是被得益于控制国内消费的人培养出来的。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兴隆源自国内消费，所以它推高工资来提升购买力。制造商更关心出口，他们想压低工资水平，从而保持较低的商品价格和较高的市场竞争力。重商主义的中心假设是，世界财富是一张零和馅饼。国家财富的目标是要争得更大的一块。虽然财物具有明显的互换性，但重商主义者仍然更重视金钱。在国家不安全和经济不稳定的时代，某些形式的重商主义思想总是悄无声息地潜回公共讨论，这种情况一再发生。
17世纪20年代，经济现实主义生硬地推倒了家长式统治之墙，标志着资本主义历史的一个重要时刻。这表明，商业圈的人可以说服他们的社会上层——坐在国王枢密院里的贵族——相信他们的建议里蕴藏的智慧。这些顾问和小册子写手创建了一个讨论经济关系的公共领域。如果不是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先例，我们可能不会强调企业家和地主精英合作的重要性。西班牙国王和贵族们的特权一旦受到质疑，他们就会践踏商人和匠人。这反映了英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之间的另一个关键差别。
孟和著名的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是同一时代的人，培根认为17世纪英国的自然哲学不断在向科学的观察与分析发展。培根是大师级的导师，也是相信事实的伟大信徒。他建议当时的人研究自然。他认为，人们用实践检验想法可以获得经验，因为自然会回击。培根特别讨厌的是观点——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因为观点只能促进激烈的交谈，而不能寻求真理。从伽利略·伽利莱（Galileo Galilei）关于宇宙的想法开始，到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研究气体和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工作，经验主义越来越多地控制着欧洲的想象力。不可知又无法计算的学科猜想开始枯萎。哲学的进步巩固了发展有关经济的可检验假设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