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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新时代思想
从媒体的报道来看，新时代思想在50年代中期又经历了一次突然爆发，从1953年9月到1955年12月，股价实际上涨了94.3％（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股票市场在50年代初的大部分时间里受到了抑制，人们普遍担心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经济增长刺激作用的消失，经济又会滑入萧条的低谷。然而，企业利润的稳定增长成了股市上涨的坚实基础，股市价格由此增长了一倍，这显然使公众忘记了此前对经济的担心，并开始再次置身于真正的新时代想法中。1955年5月，《美国新闻及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写道：
“新时代”的感觉又一次弥漫在空气中。人们信心高涨，普遍乐观，毫无顾虑。
战争的威胁正在消除，和平的前景正在展现。工作机会充足，报酬空前之高。（政府承诺）税收将会下降。万事万物都在茁壮成长。
对萧条的恐慌在10年中反复了三次，不过并没有造成太大影响。第一次恐慌发生于1946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之后，政府开始悄悄地大幅削减军事开支。第二次恐慌发生在1949年，公众对商人们的担心视而不见，照常买卖，这次恐慌不攻自破。第三次始于1953年年中，它现在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17]
公众对市场的极度乐观和过度自信部分源于新时代思想，并且本身也构成新时代思想的一部分。1955年12月，《新闻周刊》（Newsweek）写道：“（股市）飙升的基础在于，投资者对强大经济力量的信赖，以及企业正在将这种繁荣兑现。”[18]
与广播在20世纪20年代发展成为大众文化的载体相类似，电视在50年代早期得到了普及。1948年，只有3％的美国家庭拥有电视机，到1955年就达到了76％。与互联网一样，电视是一种逼真的技术创新产品，几乎能够激发每个人的想象力，它是技术进步不容忽视的明显证据。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大多数美国人就开始每天有规律地花几个小时看电视了。
当时的通货膨胀率非常低，人们将这一点归功于新制定的联邦政策。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George Humphrey）在1955年宣称：
在过去2年零9个月里，美元的价值只变化了半美分，政府已经完全消除了通货膨胀对储蓄的影响。
政府将通货膨胀看成是最坏的公敌，但在必要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放松或紧缩银根。货币政策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有效、迅捷地对自然需求作出反应。这是通过恰到好处地使用货币政策和信用政策实现的，是通过国家历史上最大幅度的减税，将购买力归还公众实现的，也是削减不合理的政府开支的结果，更是适时地鼓励基础设施建设、住宅建设和必要的修缮的结果。[19]
与20世纪头10年“强有力的手”这一理论相似的看法——认为对股票的需求相当稳定，足以防止任何下跌——在50年代也同样存在。《新闻周刊》在1955年这样写道：
许多金融界人士都乐于认为，美国已经发展出了一种具有广阔基础的“新资本主义”。目前大约750万人持有公众控股公司的股票，而三年前只有650万。共同基金的资产从1946年的13亿美元猛增到72亿美元，为小额投资者提供了分散风险的机会。成千上万的工人通过员工持股计划成为了自己工作的企业的所有者。
以上这些事实加起来也许还不能确保阻止又一个1929年的出现，但是许多专家确信，下次危机为时尚早。[20]
欧文·费雪在20年代提出了支持乐观主义思想的理由，即企业能够更好地规划未来。这一论据在50年代又一次作为新思想浮现：“企业自己具备了防止出现大萧条的新态度。今天的公司能够作出长远的规划，似乎比以前更少受到短期波动的影响”。[21]
“生育高峰”被视为推动市场繁荣的又一重要因素，因为人们需要在孩子身上花钱（在今天，那一代孩子早已成年，他们的孩子相对减少，但是仍然有人认为他们的存在有助于抬高股价，因为他们为退休生活进行了储蓄）：“正是‘生育高峰’将最近这次‘新时代’与上一次区别开来，家庭正在变得越来越大，良好的公路和性能优良的汽车正在走进农村。城市居民倾向于选择居住在郊区，有三四间卧室的大住宅正在成为抢手货。”[22]
同20世纪20年代一样，消费信用的日益增长也是导致繁荣的一个原因：“花钱的欲望，在一个有身份的华盛顿人眼中，就相当于一次‘消费革命’……在花钱的过程中，一个人的欲望逐渐膨胀起来。”[23]
约翰·肯尼迪在1960年当选为总统后，他所采取的刺激经济的措施使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将会有更好的表现。肯尼迪在1961年发表的第一份国情咨文激发了公众的信心。人们认为，这份咨文显示出了乐观的憧憬。他在1961年5月的国会特别陈述中也作出了美好的承诺，即美国将在1970年前将人类送上月球，美国人期待这一成就能够被长久铭记，它标志着人类首次离开它起源的星球。肯尼迪被认为是美国乐观主义和股市力量的化身。“华尔街对股价的强劲走势有一种简洁的描述，即‘肯尼迪市场’。”肯尼迪经济计划激发出的信心使一些人得出国家正在进入“新经济”时代的结论，在这种“新经济”里，“生意人能够永远享受到合理的持续繁荣”，并且比以前“更有理由”对货币政策充满信心。[24]肯尼迪的计划在其继任者林登·约翰逊1964年的“大社会”计划中得到了延续，约翰逊的计划把消灭贫穷和防止城市衰退作为首要目标。
在20世纪60年代，“股市是最佳投资场所”的理论曾盛行一时：“投资者们感到股票是最佳投资工具，因为它可以减弱通货膨胀的影响，是分享未来经济增长的手段。”“投资者们似乎确信，通货膨胀将伴随经济复苏出现，所以普通股即使在目前的价位上，也是真正的保值工具”。[25]当时，投资者们都相信，如果通货膨胀爆发，股市将会上涨，而不是像现在普遍认为的那样会下跌，其结果是可能发生的通货膨胀成为持有股票的原因。60年代早期，人们还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即使没有通货膨胀，肯尼迪-约翰逊经济计划也会引起通货膨胀。
在20世纪60年代市场高峰背后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是，道琼斯指数逼近1000点。那种认为新的里程碑的临近会对公众的想象力产生巨大冲击的观点看起来挺滑稽，但是，由于无法为市场估值提供其他牢固的基础，这种武断的看法也为人们的预期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解释。
在道琼斯指数接近1000点以前，新闻界就已经开始计算里程碑了。1965年《商业周刊》的一篇文章写道：“就像四分钟跑一英里一样，心理障碍必须加以克服。华尔街又何尝不是如此。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900点大关（就像此前的600、700和800点一样）迟早会被突破。”《商业周刊》写道，900点大关“在许多观察家眼中已经具有了一种神秘的重要性”。1966年，正当1000点近在眼前时，《时代》杂志写道：“上周末平均指数达到了986.13点，距离被整条华尔街看成神秘数字的1000点大关只剩下了不到14点。即使那个数字可能更多地只是神秘的（而非有真实含义的），突破的日期也会在历史教科书中保留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这一天已经不远了。”[26]
市场像赛跑一样就要接近1000点了，但它在很长时间内不会超过这一魔力般的数字。尽管道指当时并不是以分钟计算的，它最终还是在1966年1月超过了1000点（如果用当天的最高值来计算的话）。直到1972年股市狂跌的前夜，它才在1000点以上收盘，即使在那时候它也只在1000点上停留了很短的时间。
道指直到1982年才实实在在地超过了1000点，如果用实际股价计算，股价超过1966年的最高点——并从此保持下去是在1992年1月，此时距1966年已整整26年。[27]从1966年1月到1992年1月之间是低投资回报率的时期，股市的年平均回报率仅为4.1％。在这一期间持有股票，收入基本上仅限于股息（基本上没有什么资本利得）。[28]这些现象与那种认为股市在1966年只是“勉强”攀升到1000点，并且定价相对过高的观点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