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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影响与信息
备受推崇的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什（Solomon Asch）在1952年公布过一个实验。对于这个实验，他的解释（这个实验还被其他许多人解释过）是：它表明了社会压力对个人判断的影响十分强烈。当他的论文发表时，公众正对一些问题普遍感到迷惑不解，比如德国纳粹竟有能力让人服服帖帖地去执行对犹太人和“其他不受欢迎”的人种进行大规模种族灭绝的命令。各媒体广泛引用阿什的发现，把它作为人们不能作出完全独立判断的科学依据。直到今天，他的实验结果还被人引用。
在他著名的实验中，阿什让实验对象加入到一组人当中。除了实验对象，这个小组中还有7～9个人与实验对象都素不相识，但却是阿什的“同党”，并从阿什那里得到了如何协助实验的指示。整组人被要求按顺序回答12个关于线段长度的问题。这些线段是画在卡片上的。实验对象在当众给出自己的答案之前，会先听其他大部分人的答案。问题的正确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那些协同实验的人故意把12个问题中的7个答错。看着大家无一例外地给出似乎是相当明显的错误答案，有1/3的实验对象会屈从并给出同样的错误答案，而且常常会表现出焦虑或苦恼情绪。这说明因为害怕被看成是另类或傻瓜，他们的判断受到了动摇。[1]
阿什把实验结果解释为实验对象是受社会压力的影响才有如此举动。这种解释也许确有可信之处，可后来证明，这些实验对象并不主要是因为压力才给出了错误答案。在阿什宣布了他的发现的第三年，心理学家莫顿·多伊奇（Morton Deutsch）和哈罗德·杰勒德（Harold Gerard）公布了另一个实验。它是阿什实验的翻版，不同之处在于，实验对象被告知，他们是被“匿名”安排到一组人中的。他们以前从未见过那些组员，以后也不会见到。那些组员的回答也只能通过电子信号间接得知（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么一组人）。实验对象不用在众目睽睽之下回答问题，只要按按钮就行了。这样他们就不必面对来自队组的压力。除了这一点，实验的其他部分还是按阿什曾做过的那样进行，结果，实验对象给出的错误答案几乎和以前那个实验一样多。[2]
多伊奇和杰勒德的结论是，之所以在阿什实验中，实验对象给出的答案大部分都是错的，是因为他们简单地认为，不可能其他所有人都是错的，与其说他们只是害怕在一群人之前表达一个相反的观点，倒不如说是在对一条信息作出反应，即他们作出了和大部分人不同的判断。他们在实验中的行为是出于一种很理性化的考虑：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在涉及一些简单事实的问题上，当大部分人都作出相同判断时，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是正确的。阿什的实验对象之所以产生了焦虑和苦恼情绪，部分原因可能是来自他们自己的结论，那就是自己的感觉多少有些不可靠了。
还有一系列与从众行为密切相关的实验也被广泛引用，这就是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1974）在权威的权力方面进行的研究。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实验对象被要求对一个坐在旁边的人施行电击，这个受电击的人仍是一个协同实验者，与实验对象素不相识。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电击，但此人假装做出正在遭受电击而疼痛难忍、痛苦不堪的样子，并表示他非常痛苦，要求停止实验。但当主持实验的人让实验对象接着施行电击，并坚持说电击不会对人体组织造成永久性伤害时，许多人都会按他们的话去做。[3]
从这些现象可知，权威会对人的想法造成巨大影响。人们的确可以这样理解，但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大家都知道，当专家告诉他们某件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时候，尽管有时看起来不像他们说的那样，但很可能情况的确如此。（事实上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实验中，主持实验的人的确是对的：尽管多数实验对象对所给的理由没起疑心，继续施行电击确实也不会造成什么伤害。）因此，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结果也可以这样解释，实验对象之所以那样反应，是因为他们过去知道的权威是可靠的。[4]
从对信息的解释角度看，阿什和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表明，人们乐于信任多数人所持有的或者权威的观点，甚至权威们明显地与理所当然的判断相矛盾时也无所谓。其实这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明智且理性化的。大多数人先前都有过这种经历，当他们的判断和大多数人或某一权威人士的结论相悖时，犯错的总是他们。现在他们已经从中汲取教训了。因此，阿什和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让我们有了不同的视角去看待这种过度信任现象：人们很尊重权威们提出的看法，然后会对这些看法产生近乎迷信的信任感，并把这种对权威的信心延续到自己的判断中去（这些判断也是在权威观点的基础上得出的）。
根据阿什和米尔格拉姆观察到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人在评估股市时会接受他人的判断了。实验对象虽然亲眼看见了卡片上的线段，以及他们身边的人所遭受的痛苦，但还是不能完全相信自己的判断。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自己判断的信任程度甚至还不如实验中实验对象们对于自己亲眼所见的那些现象的信任程度来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