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公平与怨恨
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导致上市公司收益回落的许多潜在因素最终都与工作士气、忠诚度和投资群体的公平感有关。现在，那些持有自己企业的股票的美国公众的公开的怨恨情绪似乎处于历史最低点。商人与社会名流的地位相当，工会的力量则陷入了历史上最为脆弱的时期。然而，由于收入分配日渐悬殊，而交易者们又经常莫名其妙地大发横财，因此美国的公众舆论又开始唾弃亲商主义思想。
经济学家雷·费尔（Ray Fair）的估算表明，如果股市收益增长情况如预期的那样，并且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能保持在4％以上，那么到了2010年，企业税后利润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就会超过12％，这个数字几乎比1952年以来任何时期的同类指标都翻了一番。[3]设想一下，国内生产总值中竟会有这么一大部分以企业利润的形式流入了商人的腰包，公众怎能容忍这种独占行为而毫无怨言呢？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相对过去，美国人均拥有股票的比例有所提高，但是绝大部分公众仍然只持有很少的股票。2001年，一半以上的美国人仅将0.8％的个人资产投入股市。因此，高额的公司利润仍将流向富人的腰包。[4]
早在1901年，这种商业怨恨就曾经导致了激进的反垄断主义者制定出企业法律和条例，从而终结了“利益共同体”的大繁荣时代（见本书第6章）。也恰恰正是这种不平的怨恨在1929年以后促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高涨，导致了30年代的经济动荡。
亲商的美国国会已经降低了公司利润税，同时亲商的布什政府创造了一个感觉更为自由的避税环境。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公司所得税的减免也不可能持续下去，否则政府和公众发生冲突的风险将会增加。
同样，企业成本的降低也不可能无限地持续下去。通过大量解雇工人来降低成本可能给企业带来政治上的不良影响，例如政府会因此增加对公司的税收；同时，也可能会影响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以牺牲长期收益为代价提高短期收益的最好方法是解雇那些有能力（价格高）的人，以一些可以在短期内使工作进行下去的人来代替他们，当然，这些人工作能力的缺乏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逐步显现出来。
另一个限制美国利润增长的潜在因素是来自国外的、对美国的怨恨和排斥感。美国在高科技发展方面的统治地位是有目共睹的。近几年来，国际社会对许多关于美国企业成功实例的报道一直持藐视的态度。例如，互联网象征着当今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然而这个领域却一直是由美国的众多软件公司控制，无论在浏览器和搜索引擎方面还是在线供应商等方面都一贯如此。像美国微软公司这样的名字早已享誉全球。无论人们何时启动Windows系统进入互联网，都能看到它的名字。难道这不会使其他国家对这种技术产生一种排斥感吗？
把美国说成是高科技霸权主义者是极不公平的。微软公司是如何占据今天这样惊人的统治地位的呢？信不信由你，它常常被形容成为凶狠贪婪的杀手。互联网凭什么总被美国统治着呢？万维网技术其实是由欧洲国家首先发明的，它的雏形也是由英国和比利时的科学家在瑞士的实验室里研制出来的。但是当我们启动电脑时却看不到这些人的名字。
反美情绪和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也隐含着一定的道德内涵；其他经济不如美国发达的国家认为，它们的社会和个人比美国人更关心公正、公平和人类的价值，这或许与经济的相对落后没什么关系。如果这一反美情绪就其道德根源来说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具有很大势力的话，它可能会导致人们更加奋发图强，挑战美国的知名企业或者干脆排斥这些企业。
美国在1991年海湾战争、1999年科索沃战争、2002年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运用高端军事技术，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这些技术的运用使得美军能够在自身牺牲很少的情况下，大量杀伤对方。同时也激起了国外的反美情绪，这种情绪从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的使馆之后中国民众的激烈反应可见一斑。
在亚洲金融危机这一问题上，美国被说成了是令本已危如累卵的亚洲经济进一步恶化的始作俑者。那些派往亚洲地区的经济顾问大都是在美国接受过培训的经济学家，尽管其初衷是帮助这些国家解决问题，但这些举动也有负面的象征意义。
日益高涨的国内与国际反美情绪可能会引发某些威胁利润增长的事件爆发。大多数金融经济学家的词汇表里没有“怨恨”这个词，然而它却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股强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