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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波
康德拉季耶夫观测到，在长波处于反转阶段的时候可能会发生战争，没有任何原因能够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但是自从19世纪初出现了一个低的长波后，每个长波都较低。从经济方面来看，战争作为较强经济活动的催化剂，会促进经济缓慢出现扩张。康德拉季耶夫所观察到的战争是19世纪40年代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战争和19世纪90年代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随后发生的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所产生的结果一般都是通货膨胀，但是因为是在战争时期，经济还是维持着低迷状态，它们不会产生人们正常所期望的出现急剧通货膨胀的效果。
这种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情况意味着利率还是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随着借贷价格变得便宜，在上升波的中间部分对于经济活动有着刺激作用，不仅会代替旧厂房和设备，而且会慢慢地投资新生产力，从而会引起生产力的增加。
我们在前面说过，长波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与新技术进步有关，因为长波同时也是个长期生产能力周期。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上升波带来了运河的发展，19世纪带来了铁路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汽车产业的繁荣。近期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则经历了通信技术的繁荣。
理解长波的一个关键就是不断变化的心理状态。因为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或更长，人们会集体遗忘那些痛苦的时期。因为时间是最好的医生。同样地，当关于“下一个衰退”持续的预测没能成为现实时，这些预测就失去了可信性。在人们的本性会自我扩张的情况下，自信会转化为自负。对于新技术创新的过度投资就会再次造成经济活动的扭曲。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修建了太多的运河；19世纪70年代建造了太多的铁路。经济最终消化了它们，但是在下降波中还得继续消化，这是个长期且痛苦的金融过程。在1929年，美国汽车行业拥有生产640万辆汽车的能力，然而在此前一年最好的汽车销售量也不过是这个数量的一半。有趣的是，这些经济周期每个阶段的扭曲影响的是经济的不同部门。
战争的爆发也会带来经济扭曲。康徳拉杰耶夫注意到1812年的战争，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以及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是在20年左右的商品市场牛市处于巅峰时发生的。近期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越南战争，以及1974年和1980年两次出现的商品市场巅峰。这些战争不像那些波谷战争，波谷战争一般都发生在产能缺乏的时期，其带来的结果就是商品价格和利率急剧上升。经济中的扭曲会以多种方式出现。举例来说，当通货膨胀压力非常大的时候，这可以反映为商品价格的一个成熟的长期上涨趋势，这意味着经济资源都被投向在价格稳定阶段被认为是不太经济的领域。举例来说，当采矿业的公司发现由于商品价格的暴涨，利润率达到了以前不敢想象的水平，那么它们本能地就会投资更多的钱去从事矿业开采。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的竞争对手会这样做，那么这会让该公司的股东感到不满意。其结果就是，尽管比较保守的公司能看到价格繁荣的短暂性，但是来自竞争和同行的压力也使得其不得不加入生产能力扩张的行列。当其他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个“新时代”的时候，要想违背趋势而行就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了。判断达到这个非理性心理弥漫的阶段的前提是，所讨论的经济趋势已经持续几个经济周期了。如果它只在一个经济周期的阶段内发生，那么这个“新时代”的心理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在人们心中扎根。然而，在违背预测的几年之后，价格将会继续其上升通道，而这几乎就成为一个自然法则。当做出预测或“正常”预期的人持续遭到失败，并且坚持的“新时代”想法被持续不断地证明是正确的话，那么每个人都会陷进他们永不失败的魔法般的幻觉中去。
通货膨胀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它降低了货币的购买力。这意味着，公司将会承担更多的债务，因为这些债务是以美元偿还的，而美元比最初借的时候更不值钱了。当上升波开始结束的时候，经济系统承担的债务达到了顶峰。事实上，与上升波结束阶段相关的繁荣主要建立在贷款的基础之上，因为个人、企业和政府所借的钱比他们预期能归还的钱要多得多。打断经济周期的唯一方法就是利率升高到一定水平，这使得个人和集体不再值得去借款。利率的上升也增加了那些拥有短期债务的人的成本。结果就是，我们说通货膨胀自相矛盾地产生了自身的通货紧缩。不仅巨大的债务负担成为通货紧缩的一个因素，而且大量的产业处于产能过剩状态也是通货紧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