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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成本计算中的常见错误
在运用资本成本的这些原则时，通常会出现几个问题——若它们的答案错了，就会带来不良的投资选择。
·作为计算WACC逼近法的一种捷径，能否使用来自下述行业机构的负债–股权权重比的行业均值：企业发掘者（BizMiner）、英特格（Integra）或罗伯特–莫里斯协会（RMA）的年度报表研究？
在计算这些行业负债–股权平均值时，这些行业机构的依据大多是企业提交的没有经过调整的财务报表。不过，即便是把这些数据加总，也不能消除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权重比是建立于账面价值，而非市场价值。用于计算这种均值的非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很可能反映了企业所有者的一些典型意图：所得税的最小化或其他目的。实际上，任何这种做法都可能改变企业股权的账面价值（相比于市场价值），而股权的市场价值主要是未来预期现金流的函数。总之，这些信息源不可用，因为它们不反映市场价值。
行业均值通常反映过往的回报率（基于会计信息计算）。因为投资是基于未来的事情，所以，反映投资者历史选择的过往回报率的使用，会引起价值的严重失真。为了例解这个问题，让我们采用来自RMA的两个股权回报率数据（实际上，RMA这个比率的表现方式是：税前收益/净值）：来自盈利能力较强行业的回报率是40%，较差行业的是10%。如果采用单期资本化计算法，从这些比率计算相关的价值，同时，假设年度回报值为100万美元，那么，所得结果如下：
1000000/40%=2500000（美元）
1000000/10%=10000000（美元）
注意：采用来自盈利能力较强行业较高的40%回报率，得到的却是较低的价值，而来自盈利能力较低行业的较低的回报率，则给出了较高的价值。这展示了一种潜在的价值失真问题，即用过往利润与可疑的账面价值之比的指标所带来的价值扭曲问题。就像在第2章中所说，有效回报率的推导方式应该是：当期市值计算的现金投资与未来这项投资收到的现金回报（红利和/或资本升值）之比。而所得的回报率则反映了以市值支付的价格与实际现金回报之比。
如同在前两章所述，晨星公司出版的《伊博森资本成本年鉴》（Ibbotson Cost of Capital Yearbook）是一个基于市场的回报率数据来源。这个深受大盘股影响的年度出版物，内含的行业财务数据信息如下：收入、盈利能力、股权回报、各种比率、资本结构、股权成本以及基于市场价值而非账面价值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公司价值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目标公司的资本结构（无论它有几分财务杠杆）？
对买家而言，目标公司现行的资本结构不会对其投资价值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买家有另外的融资运作通道，还因为资本通常只是价值的促进剂而非创造者。既然战略投资者是带着资本进入这项交易，那么，对于这种买家，目标公司的资本结构就几乎算不上一个重要问题。如果目标公司面临流动性问题或有过多负债，这项劣势可能会降低其独立的市场公允价值。相反，如果目标公司携有能被这种买家承接的低成本融资，就会增加它的价值。激进的买家还可能指着把目标公司的资产作为一个抵押来源，为其收购活动进行融资——当然这是一个融资问题而非估值问题。
·买家是否应该使用他们自己公司的资本成本或最低可接受比率评估目标公司，而不是为目标公司计算合理的WACC？
在着手交易时，明智的买家和卖家既清楚目标公司独立的市场公允价值，也知道它对潜在战略买家的战略价值。当然，要想确定这个市场公允价值，就必须计算目标公司的WACC，进而计算出目标公司作为一个独立企业，对其现行所有者的目前价值。
为了确定对战略买家的投资价值（为反映协同效益而调整了预期利润或净现金流之后），让我们从买家的资本成本开始。应该就这个反映了买家所有优势的比率做些调整（需要考虑目标公司的风险内含）。例如，一家WACC为12%的大公司，可能会考虑3家风险水平各异的目标公司，并分别赋予它们14%、16%和18%的WACC水平，以反映它们针对这个买家的不同风险水平（当然是在其整体WACC为12%的既定背景下）。简言之，这个WACC的作用是提供一个与可见投资风险相适应的回报率，而不是反映买家的风险内含或资本成本。
收购方在评估每次收购价值时，若都使用相同的最低比率标准，那么，这实际上是在假设每次收购的内携风险水平都相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件）。单一标准的资本成本比率通常会低估一项更加安全的投资（实际享有更低的资本成本），并高估风险更高的投资（需要一个更高的资本成本）。
就风险水平而言，各种投资内携的差异很大。为了使价值最大化，买家和卖家都必须能够辨识和量化风险。在并购活动中，这主要是通过运用收益法来完成的——在此，风险通过资本成本表述。
有很多金融理论都致力于量化负债和股权的资金成本，并通过一个WACC把它们综合起来。当这些方法运用得当时，可对风险进行准确的衡量，并在这个过程中管理相关风险，使回报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