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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漏洞和私设法庭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证券基金研究者的统计学数据并没有提高投资者的平均表现，这为判断有效市场假说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但经过更仔细的检验，有效市场的胜利消失了。研究证明，研究者使用的标准的风险校正工具太不精确了，甚至不能通过基金经理的平均表现来检测大基金的表现。统计测试很难显示出优异的基金经理的表现，因为表现突出的投资组合的门槛设得太高了。比如，有一项研究显示利用迈克尔·詹森的技术，计算出115个管理人中只有一个人有95%的可能性表现突出，这是通常无法接受的一种低统计水平。
即使有机会胜出，基金经理也要在14年的时间内做到年平均表现高于市场5.83%。我们知道，顶尖的经理人在这么长的时间内的年平均表现可能高于市场1.5%～2%，詹森筛选经理人优异表现的平均回报要求高得不可思议。只有沃伦·巴菲特或约翰·坦普尔顿公司的经理才可能达到这种水平，而且可以肯定这些人也不会每年都能达到这样高的水平。一家基金连续20年每年的表现都高于大市2.2%，但根据詹森的计算，这种优异表现的统计学意义不大。“很少有证据表明，”詹森写到，“没有一家基金能够表现得比我们预期的随机机会要优异太多。”
在另一篇专业论文中，研究者通过标准风险校正技术显示，很难95%地肯定，一个在十年中资本增值90%的投资组合，比另一个在十年中资本下跌3%的投资组合的管理要好。文章还写到：“根据年回报表现和变量（波动性）的合理水平，标准风险校正技术需要70年期的季度数据才能在统计学意义上达到95%的可信度。” [1]
一位研究者曾轻描淡写地表示，问题在于差劲的统计学工具。为了证实这些发现，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前任主席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估计我们需要50000年的有效数据，向那些坚定的有效市场假说分子提出反驳论据。此外，有效市场假说的表现和风险计算工具是如此脆弱，被证明无法描绘出非常突出的表现，说来也巧，这就是可以用来说明理论无效的事情。很显然，这个关于基金经理不能打败市场的重要“证据”，碰巧和极其不足以对有效市场假说提供支持的统计数据一起，为优秀的基金经理判了死刑。
举个例子，为什么管理630亿美元、有超过100万股东、由三个不同的基金经理共同管理的麦哲伦基金，会在十年多的时间里表现优于大市呢？又比如约翰·坦普尔顿和在温莎基金管理几十亿美元超过20年的约翰·聂夫（John Neff），他们如何只根据可获得的公共信息就能取得成功？这像有效市场假说的卫道士被迫说的，只是碰巧而已吗？这些仅仅只是越来越多的“脱离常规”（一个用来说明那些不能够为理论所解释的事件的流行词汇）吗？如果他们确实是表现突出的，那我们必须用可以证实检测到优异表现而不是像詹森的方法那样漫不经心的筛选掉的方法，来查看有多少其他的机构投资者的表现也很突出。
[1] 人们可能会对优秀经理人的表现的统计方法表示诧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