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我们处在自由贸易的新时代？
美国仍存在对看不见之手加以限制的领域，尽管这种干预有时并没有多少效果。这就是自由贸易。李嘉图的思想在他那个时代是正确的，在远东和其他边远、不发达地区的人群不是国际劳动力的一部分。即便算上他们，把原材料运过去，再把半成品运回欧洲，可能将价格抬得特别高。在近60年里，那些国家的技术和熟练劳动力已经和19世纪早期的情况完全相反。便利的运输、技能熟练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机器能容易地移到任何国家，戏剧性地降低了在亚洲和其他地区生产的成本。
结果是像美国这样的高薪酬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相比，具有很大的劣势。2008年美国平均时薪是18美元，加上每小时3.6美元的福利和6.2%的社会保障税，雇主要支付每小时22.9美元的人工成本。相比之下，2008年中国平均每小时薪酬为2美元，印度尼西亚是0.65美元，印度是0.41美元，泰国是1.67美元。
中国雇员每小时的劳动成本比美国低90%。事实上，美国平均每小时收取的社会保障税几乎是中国工人平均时薪的2/3，是印度工人平均时薪的3倍多。再往前一步，在一个充分竞争的世界，如果在美国有1.5亿个劳动者，在中国、印度、印尼和其他低薪酬亚洲国家有2亿劳动者，那么美国工人制造同样产品的平均薪酬，势必从每小时22.9美元大幅下跌到有竞争力的水平。
这是最糟糕的情景案例。当然，很多就业岗位显然是无法移动的，不过不幸的是，这里也包含了不少真相。这就是为何我们向海外外包了几百万个最好的工作岗位，而且以后还会继续这样做。李嘉图无法预知未来，大多数当代经济学家还没有重视这个棘手的问题。
首先，美国消费者和几乎所有国家的消费者一样，喜欢价廉物美的商品。这种需求促使了沃尔玛从45年前从一家小型创业企业成长为美国今天最大的连锁超市。“沃尔玛革命”已经扩展到了其他行业的数千个制造或销售低成本的产品的商业领域。
第二，低成本的外国劳动力能够让外国企业在很多行业保持竞争力。美国汽车部件制造商因国外竞争对手能够提供更低价的产品，已经多年处于劣势。美国三大汽车商不得不强迫大量供应商要么在亚洲设厂，要么被取消供应资格。在海外建厂成为很多工业企业的生存之道。
在其他行业，不断增加的成本压力，加上提高利润空间的愿望，促使美国企业使用海外更低成本的服务。在印度，英语是第二语言（经常成为第一语言），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类服务的提供者。印度为众多公司提供客户服务，从美航的订位、出发、抵达信息，到运通卡的信息服务，以及很多企业的客服热线，这些都显著拉低了美国职位的薪酬水平，而服务的范围还可以更广泛、更复杂：需要软件工程师的美国企业可以花1万美元把所需工作外包出去，而美国工程师的一年成本是8万～9万美元。经纪行可以在收盘后把一些部门的数据处理工作外包出去，然后在次日早晨开盘前拿到需要的结果。大量的日常会计工作也可以通过电邮发到印度，以相当低的成本很快完成这些工作。
尽管一些州严禁非法劳工从美墨边境进入，从美国人手中抢走最低薪酬的工作，但联邦政府看上去不太介意让更高收入的熟练工作岗位转移到亚洲和其他低收入国家。
显然，不受限制的自由贸易对消费者和商业买方有利，因为这样可以把成本保持在低位，也能够冲减一些制造产品的通胀压力。但是它对国家有利吗？不一定。如果由于薪酬上的不对称而最终失去了几百万个工作岗位的话，那么由于工作岗位流失过多，国家的购买力会下降，生活水平会降低，只能买到更少的商品。
2011年9月美国的失业率是9.1%，如果把那些被迫自我雇佣、非全职雇员和因长期找不到工作而不计入劳动力的人算进去，估计该月的失业率达到16.5%，并不比大萧条时期低多少。
对于美国，这可能有非常大的危害。出口大量的高收入工作岗位，我们正在遭遇这方面前所未有的危局。高失业率的成本、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工业基础的不断侵蚀，并不能完全被低成本的进口产品带来的收益补偿。同时，较低的进口成本威胁着我们自己的生活水平，也必然提高中国、印度、亚洲四小龙（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以及其他低薪酬国家的生活水平。
我们可以选择有意降低我们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我们正在考虑——见2010年晚些时候某独立委员会向总统提交的建议书，提出减少社会保险和其他福利，逐渐提高退休年限，以及因资金匮乏而在全国范围解散教师和警察。如果不想这样做，我们就应采取果断行动，维持我们原有的生活水平。
最后但却是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是，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包括美国，是李嘉图定义的真正的自由贸易者。自由贸易在现实中是一个经济神话，多数国家或多或少是公平贸易者。公平贸易通常包括基于谈判信息透明和对话的贸易伙伴关系，目标是在国际贸易中达致更大程度的平等。公平贸易致力于向合作的国家提供更公平的交易条件，保护那些被边缘化的劳工和生产者的权益。公平贸易成员间相互有条件开放市场，并确保其劳工不会受到严重影响。很多国家，包括我们主要的亚洲贸易伙伴，如中国、印度、亚洲四小龙是否是公平交易者，是值得怀疑的。
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很多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被设置了障碍，特别是在服务行业和技术领域。当这种事情重复发生时，我们给它一个新的游戏名字“自由贸易”，目标是持续地获取最大的贸易优势。类似垄断的“赢家通吃”，但在这种情况下，获得最大贸易顺差的国家也会持有最大量的外汇。
亚当·斯密应该把现在的贸易情形称作“新重商主义”。从他的作品和他写给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信中，我们知道他一定会强烈反对。《国富论》中大约有1/4的内容是在反驳重商主义，即刺激出口、限制进口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只有所有贸易伙伴都接受自由贸易，它才能存在，而在今天的世界里，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亚当·斯密会在一个非自由贸易的世界里期待一个国家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吗？我很怀疑，因为他的理论涉及跨国理论，而非针对单一国家。
美国不了解这种游戏或其策略，但我们的主要参与者随着政府换届在改变，而我们最强大的竞争对手几十年来都在使用谈判高手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必须严肃关注美国参与这场游戏的方式。美国在近期与韩国的谈判中，奥巴马总统给对方提供了机会，美国帮助其在本国工厂里建造自己的喷气式发动机。如果这项帮助是严肃的，我们就是在让出一个有很强比较优势和先进技术的行业。这个行动可以让韩国成为低成本的出口商，可能会进一步增加美国的贸易逆差，让美国失去更多的熟练工作岗位。
2011年1月末，航空工业最大的飞机技术和喷射发动机的供应商通用电气与一家中国国有企业签署了在商业航空领域的合资协议，共享最先进的航空电子技术，包括用于波音最新技术的787梦幻客机（Dreamliner）。中国正在世界最先进的行业寻求技术支持，以便逐步挑战波音和空客的尖端技术。发达国家的领先技术产业在用专业技术换取其希望得到的巨大的中国市场的份额。越多的技术先进公司参与这个游戏，中国越可能在超复杂技术产品方面领先，更可能增加其出口和减少从高生活标准的国家进口。更严重的是，亚洲四小龙和其他的新重商主义国家，也熟悉了这种“自由贸易”的新变种，进一步加重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呢？我们能解决吗？最严重的是，我们的高失业率和这种情况是否将会被固化。在过去10年里，不仅没有增加新的就业岗位，仅中美贸易就减少了280万个职位，其他工作机会也流向了亚洲四小龙和其他低薪酬国家，这些国家都不是自由贸易国。奥巴马政府提供的数据称，2007～2008年衰退期间转移出去的25%的就业岗位可能永远无法恢复了。更严重的是，美国加速将工作向海外外包的趋势并没有减弱的信号。这意味着我们的失业率将继续保持在高位。
美国面临的就业短缺是几十年来最显著的严重问题。衰退开始后的4年，美国的劳动力人口已经增长了3%左右。在一个健康的经济体中，工作岗位也应有同样数量的增长。今天的美国比衰退开始前少了5%的就业岗位。
这里当然有改变的机会。美国仍是一个拥有几乎所有所需的充足自然资源的国家（除了石油） [1]
，以及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制造和技术基地。
我们可以像大多数国家那样玩这个贸易游戏，包括欧盟在内的国家，通过提高和拓展谈判能力，强迫那些限制市场而拥有巨额贸易顺差的国家开放市场。中国或亚洲四小龙能制造的产品，几乎没有我们不能制造的。
美国通过更强硬的公平贸易政策，也能够突破那些拒绝开放重要市场或大规模盗取我们的知识产权和产品的国家的贸易壁垒。美国应加强罚款和其他处罚的力度。如果对方不服从处罚，我们可以借助关税施压，直到其认罚。这当然是我们能把政治考量放在一边的做法。
同样，对于低薪酬国家，如果我们要求其遵守一些最低限度的环境、员工保护和雇员医疗福利标准，就会提高其劳动力成本，甚至会显著减少其对我们的出口顺差。除了环境标准，这些做法是危险的，联邦政府最好不要采用。我们曾经对此有过不慎重的处置，在20世纪80年代黑人被赋予选举权之前，我们曾要求南非的企业、工会、个人限制童工，并对其实施了禁运。
类似的，我们可以对增加了国内就业的公司给予税收抵免，也可以降低那些不断增加海外雇员的美国公司的税收优惠，或者对其返回国内的收益加税，除非这些资金用来增加美国国内就业。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前两届政府，还是任何经济理论家，都没有关注或者承认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历届政府的政策帮助竞争对手摧毁了我们的汽车工业。在几乎30年里，我们每辆车的成本要比国外竞争者高出1500～2000美元。外国公司没有工会，雇用更便宜的工人，而美国公司不能这样做。很多州还为这些外国公司提供税收优惠，拉拢它们来投资。在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破产后，赛场终于平等了，至少到目前是这样。可笑的是，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哪个主要的制造业国家会在国内主要市场给予外国企业重要的竞争优势。我们执行了几十年的维护国内企业工会化，却允许在美国的国外制造商不设立工会的做法，将我们的国内汽车企业置于被人宰割的砧板之上。
如果我们只是极端自由的公平贸易政策的唯一拥护者，那么美国不可能不受上述严重后果的影响。如果我们继续当前的公平贸易，将会目睹巨大的财富从国民的口袋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手中，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遭受失业高企的痛苦。这肯定不是我们想面对的问题，但是如果不面对这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
此时，这样的行动看上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时代在变。如果高失业率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且在可预见的时间里仍无法解决，此事带来的副作用会对更多的选民产生不好的影响。我们可从在华尔街以及一些美国城市和大量的欧洲城市举行的游行和集会了解到这一点。
来自内部的对全面就业的政治压力会聚集，导致要求改变贸易政策。两个政党都不想面对这个挑战。在两年或五年之后，有可能会有一届美国政府将逐步开始执行更为激进的公平贸易政策。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论述过自由贸易的优点。他们是否考虑过现在这个国家面临的问题只是贸易国家之间的分歧？我很怀疑，特别是当一国的财富和劳动力产生系统性失业或被迫接受较低的薪酬时。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通过自由交易，用高生活水准去换取更少的东西，特别是为我们的后代。
[1] 我们的天然气储量惊人，并且最近几年液压破碎法获得的天然气增长迅速。如果我们将货车改装为使用天然气，我们会极大地减少石油的进口，同时能够增加成千上万的工作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