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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之罪1：预测公司的收益
尽管华尔街的金融家和金融学者在很多事情上意见不合，但他们都认同公司的收益是股价的重要标杆。当代金融分析的核心是通过精确的收益预测来预测股票波动的。因此，大经纪公司仍然有千万美元的研究预算，雇用顶级分析师以给出精确的预测。大型的银行信托部门、证券基金、对冲基金和资本管理人需要“最好”的预测，因为他们收取了数亿美元的佣金。
几十年前，《机构投资者》给出了程序化的方法来判断一个分析师是否“最好”。每年该杂志在调查上百家金融机构之后，从各个重要的领域，如生物技术、计算机、电子通信、制药和化学等行业中选择“顶级”的分析师组成一个“全明星”团队。他们有第一、第二和第三梯队。杂志每年都会在封面刊出团队的合照，通常每个成员都会穿上足球运动服，球衣上写有各自所属的经纪公司的名字。团队的竞争异常激烈，我们在稍后会看到。
如果一个经纪公司有一些全明星分析师，公司的收益就会随之增加。几年前，一家大经纪公司的合伙人和研究主管决定开除其中的一名分析师。正当办公室的行政人员要向分析师传达这个消息时，研究主管跑到走廊拦住他，气喘吁吁地说：“等等……我们要留下他……他刚刚被选入第二梯队了。”
薪酬的范围，就像你猜测的那样，是属于最高层的。有经验的分析师年薪能够达到70万～80万美元，更优秀的分析师拿的更多。因此就有了一个百万年薪俱乐部，其中包括很多华尔街杰出人士。单从收入来讲，他们可以与流行的艺人和专业的运动员相媲美。
有些分析师的收入达到8位数，比《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500强中很多企业的CEO年收入还要高。曾经是电子通信领域最炙手可热的分析师杰克·格鲁曼（Jack Grubman），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普惠公司跳槽到所罗门兄弟公司。他当时与所罗门签的两年期合约的薪酬是每年250万美元。这份薪酬如此之高，以至于他的同事们开玩笑说所有认购公司产品的客户都付了一份“格鲁曼工资”。毋庸置疑，华尔街对顶级分析师的英雄崇拜情结，就像年轻人对摇滚明星和电影英雄一样。
2002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政府介入了主要分析师对市场造成的干扰的调查，这使得人们的分析师英雄情结稍淡了一些。2003年4月底，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纽约州政府监管机构申报的数千份文件显示，华尔街传统的规则被破坏了，那些原本以为可以防止银行家影响证券分析师工作的防火墙土崩瓦解了。尽管调查主要围绕所罗门美邦 [1]
的杰克·格鲁曼和美林集团的亨利·布洛杰特（Henry Blodget）这两位华尔街薪酬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分析师展开的，但它很快蔓延到其他的分析师。电子邮件和其他文件显示，很多分析师被迫给一些处于劣势的公司较好的评级，其中很多公司是那种几乎没有商业计划、没有收益也没有可靠的平台的不稳定的互联网公司。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泡沫期，承销IPO的利润非常丰厚，服务好大客户而不是散户的压力变得空前巨大。在这场疯狂的争夺战中，承销IPO为投资银行带来数十亿计的收入，分析师则变成了两面派。在公开场合他们赞美业绩这些不稳定的公司，将它们评级为强烈推荐甚至是立刻买入。但在发给投资银行客户的邮件中，他们用“笨猪”“垃圾”“废物”或更糟糕的词来形容这些公司。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对待。散户们被分析师忽悠着买入那些低质量的首发股，所付的价格通常比原始发行价高得多，然而机构投资者却被告知要远离这些股票。布洛杰特曾经给一家互联网公司GoTo“建议买入”的评级。当一个机构大亨问他为什么会对这家公司感兴趣时，布洛杰特轻率地回复说，他除了能让美林从中获得很多投资业务的收益之外，对那家公司的股票“一点兴趣都没有”。当然这种游戏对其他分析师来说，也不算什么大事。
杰克·格鲁曼差不多是这个领域的大师级人物。格鲁曼从前一直给AT＆T负面评级，但花旗CEO桑迪·威尔（Sandy Weill）“询问”他是否能给AT＆T一个与之前评级不一样的评级。在这个例子中，“询问”意味着如果格鲁曼依计而行，就会得到数百万美元的红利。当时盛传的是，AT＆T的主席威胁花旗，如果在通讯行业有巨大影响力的格鲁曼不提高AT＆T的评级，那么他们就不让花旗参加接下来的分销。格鲁曼在威尔的监督之下，于1999年AT＆T公司股票接近最顶点的时候给出了买入的评级。很快，花旗在AT＆T分拆其无线电业务上市的过程中赚了6300万美元。
2002年，一切都改变了。随着股市的崩溃，追风的投资者在格鲁曼极力推荐的世通公司和其他通讯股上损失惨重。由于他在提高花旗投资部门的作用中提供了协助，尤其是花旗银行有史以来获得最高佣金的丑闻缠身的世通公司收购程序，让人们对他产生了怀疑。估计格鲁曼所在的子公司为花旗银行带来的收入有10亿美元，而股东们单在这个丑闻上就损失了2万亿美元。（在这些怀疑之下，格鲁曼于2002年8月辞职。他从花旗银行的经纪子公司获得了3000万美元的遣散费，根据双方协议，花旗会继续向他支付打官司的费用。）
在随后由纽约州立司法检察官艾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主持的审判中，花旗和其他10家银行被判罚款14亿美元，其中花旗被罚4亿美元。在另一个由斯皮策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持的审判中，格鲁曼被判终身不能再从事证券相关的工作，布洛杰特也是如此。讽刺的是（也许也不算讽刺），几乎所有存活下来的经纪公司和投资银行在2008年都被用部分来自于散户的纳税人的基金（TARP）所救助，在此之前，苦苦挣扎的“跟风”投资者还在买入垃圾分析师推荐的股票。
我们遗忘的速度如此之快。2000年中期，我们对分析师预测的信任感完全恢复了。没有人质疑，由《机构投资者》从全美国15000个分析师中选出来的“精英”必定是选股高手。
真是这样吗？
《金融世界》追溯了过去几年分析师的选股结果。文章指出：“这并非易事。大多数经纪公司并不愿意公布各自明星分析师的平均命中率。”在很多例子中，数据都是从外部资料中获得的，比如大客户，或是公司“勉强”给出的。经过数月的挖掘，该杂志得到了20位明星分析师的推荐。结论是：“股市英雄少之又少——在文章被讨论的那段时间里，市场上涨了14.1%。如果你买入或卖出了他们推荐的132只股票，你所获得的收益只有9.3%。”差不多比通过扔硬币来选股还要差34%。杂志接着说：“明星分析师推荐的这132只股票，只有42%，即1/3的股票表现优于标普500指数。”一个大机构买家总结到：“在升市中的分析师……勇气出现在错误的时间，谨慎也出现在错误的时间。当他们说一套，却做另一套时很可怕。”
除了明星分析师，专业投资者看重诸如I/B/E/S、扎克斯公司、投资研究公司和第一声公司这些为专家们提供在线和即时更新收益预期的服务。第一声公司还为基金经理及有竞争关系的分析师提供所有刚刚发布的分析报告，其中有很多报告是关于收益预期变更的。他们研究所覆盖的上市公司超过1000家。
对准确的收益预期的需求在近年上升得很快。分析师的预测错了几分钱都会造成股价大幅下滑。超过预期的收益会使股价上升。那怎样的预测才算好的预测呢？我们已经知道，《机构投资者》的“全明星”阵容的表现完全不令人振奋。这是因为他们的业绩偶尔下滑吗？或是一次意外的受挫？还是我们看到一只黑天鹅缓慢地在水面上划向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对接下来章节里要讨论的投资策略至关重要。
[1] 现在是花旗的下属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