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的怪圈

以上对“预测”的认知可能会让你怀疑投资是一场博傻游戏，觉得我们注定要用自己的愚蠢毁掉自己的财富。这种看法也不对。借助神经经济学的最新见解，你可以确保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获得更好的投资结果。

第一步是认识到你在多大程度上受直觉和自发行为的支配。[29]虽然像前额皮质这样的反思区域在这个过程中也很重要，但你对未来回报的预测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大脑中更加情绪化的反射系统。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心理学教授埃里克·约翰逊（Eric Johnson）表示：“我们喜欢认为，当我们估算概率时，我们是在思考，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个过程的很大一部分似乎是无意识地自动发生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你的投资决策被一时的冲动左右之前，把正确的做法落实到位至关重要。这里有一些经过验证的方法，可以让你的大脑为你工作，而不是与你作对。

➢把你可以控制的事情控制好。与其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寻找下一个谷歌或弄清楚哪个基金经理会成为下一个彼得·林奇（Peter Lynch）这种注定失败的尝试上，你还不如像我所说的那样，专心把你可以控制的事情控制好。你无法控制自己选择的股票或基金的回报率是否会高于平均水平，但你可以控制下面这些事情：

• 你的期望。在过去的基础上为将来的业绩设定切合实际的目标。举例来说，如果你认为自己平均每年能从美国股市中获得10%以上的收益，那你就是在自欺欺人，几乎肯定会失望。

• 你的风险。要记住，不仅要问决策正确时能赚多少，还要问如果决策错误会损失多少。即便最伟大的投资者也有近一半的时间出现错误。所以，你需要提前考虑如果你的分析结果是错误的，你会怎么做。

• 你要做好准备。确保你采用了附录1中提出的行动指南，三思而后行，而不是凭直觉，这是可以防止自己被“预测瘾”冲昏头脑的最好方法。

• 你的管理费。投资收益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但基金管理费之类的费用永远不会消失。因此，完全不要理会对冲基金，也不用考虑那些年度费用支出高于下列门槛的基金：政府债券基金0.75%；美国股票型基金1%；高收益债券基金1.25%；国际股票型基金1.5%。

• 你的佣金。雇用佣金低的股票经纪人或理财规划师，每年把股票交易次数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少数几次足矣）。买入一只股票很容易花掉你2%的钱，再卖掉它也很容易花掉你2%的钱。所以股票必须上涨超过4%才能在付给经纪人佣金后达到收支平衡。你付给经纪人的钱越少，你能自己留下的就越多。

• 你交的税。买入一只股票之后，至少持有一年，这将使你的资本利得税降到最低。如果你持有股票或基金的时间少于一年，在美国按最高35%的普通收入税率征税，但长期持有下去，你的税率可能会低到10%。

• 你的行为。在沦为“预测瘾”的牺牲品之前给自己戴上手铐。

➢停止预测，限制风险。[30]在投资过程中，面对几乎所有的数据，你的大脑都会觉得能够预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它通常会出错，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避免下太多赌注。限制风险的理想方法是平均成本法，这是许多基金提供的一种策略，它能让你每月用安全、自动的电子转账方式从储蓄账户上划拨固定金额投入你的投资账户。这样一来，你就不会因为预感股市下跌而抛售，也不会因为预感股市上涨而把所有的钱都押上去。每个月买一点可以防止你的大脑反射系统突发奇想，从长远来看，这可以帮助你积累财富。这让你的钱进入自动模式，所以一时的热度不会削弱你的决心。

➢追问证据。[31]古斯基泰人通过烧死预测不准的预测家，来阻止虚假的预测。《圣经》明确禁止占卜，称其为耶和华所憎恶的行为。如果按照《圣经》中的正义标准去约束市场预测和盈利预测这类现代形式的占卜，那么投资者的日子可能会好过一些。

沃顿商学院营销学教授J. 斯科特·阿姆斯特朗（J. Scott Armstrong）喜欢引用他所说的“预测者–受害者理论”，即每一个预测者都有一个受害者。阿姆斯特朗理论的一个明显推论就是，如果没有预测者，就没有受害者。每当有分析师在电视上吹嘘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时，请记住，在他公布自己过去所有预测（包括错误预测）之前，猪都能被他吹得飞起来。如果没有完整的预测记录，你就无法判断他是否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所以你应该假设他自己也不知道。

南加州的机械工程师鲍勃·比利特（Bob Billett）已经学会了如何停止对预测家的迷恋。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比利特正在为他的投资组合寻找一个快速的解决方案时，当地一家小公司的股票经纪人打电话给他，吹嘘他的公司过去选股的业绩有多好。比利特中了圈套，买了五只股票，却输得精光。那些未曾谋面的经纪人仍在给比利特打电话，但现在，他说：“我本子上都记着谁在什么时候从哪里打来了电话，如果他们说‘我三个月前给你打电话，在某只股票翻倍之前给你推荐过’，我就会查一下记录，结果我总是发现，要么这样的对话从未发生过，要么他们推荐的是别的股票。”从那以后，比利特再也没有买过可疑的股票，反倒是在应付这些股票经纪人的过程中获得了一些免费的快乐。

新泽西州的退休医生舍伍德·瓦因（Sherwood Vine）在对他的财务顾问让他卖掉两只基金，买两只更好的基金且不会多花一分钱的时候表示怀疑。所以瓦因提出了两个要求：计算新基金的表现要比旧基金好多少，才能抵消他出售旧基金可能要付的资本利得税，以及1年、2年、3年、5年前这位顾问推荐的所有更好的基金的完整清单。这位经纪人说他会再联系他，但瓦因再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他仍然持有他原来的基金。

爱因斯坦警告说：“对权威的盲目信仰是真理最大的敌人。”正如比利特和瓦因所认识到的那样，投资者可以通过谨慎地做记录并为自己着想来摆脱愚蠢的信念。

➢练习，练习，再练习。[32]因为你的大脑即使面对随机数据也要无中生有地创造出一个所谓的“模式”，所以，在蒙受真金白银的损失之前，了解你的预感和预测是否正确就十分重要了。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泽克豪泽（Richard Zeckhauser）建议：“找一些成本较低的情况，在练习中检验自己的偏见，在一个充满低成本实践的假想世界中跟踪自己的投资情况。”

伟大的投资分析师本杰明·格雷厄姆在去世前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中建议，每个投资者都应该花一年时间经营一个模拟的投资组合，设计策略，挑选股票，并在投入真金白银之前测试结果。现在做起来比1976年容易多了，在雅虎这样的网站上就可以做到。你可以使用投资组合跟踪软件，建立一个列表，列出所有你想象中的投资，监控你所有的买进卖出行为，然后将它们与标准普尔500指数等客观基准进行比较，这样你就能看到，在你不得不投入实际资金之前，你的决策是好还是坏。

更重要的是，在线投资组合跟踪器不会让你的记忆欺骗你，也不会选择性地掩盖你的错误，所以它会为你的决定提供一个完整而准确的记录。在你真正投资之前进行练习，就像在飞行模拟器中学习如何驾驶飞机一样，这样的信息几乎和真实情况一样丰富，而且安全得多。只是要小心，不要形成过于频繁地检查投资组合价值的习惯。

➢要考虑到基本概率。[33]提高你的预测能力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训练你的大脑去问：“基本概率是多少？”基本概率是一个技术术语，指的是在合乎逻辑的基础上，你在大量的长期性样本中看到的某件事情发生的概率，但任何不寻常的或生动的事情都可能分散我们对基本概率的关注。心理学家霍华德·拉克林通过这样一个生动的例子去解释基本概率的问题：假设你在海滩上，猜测一下你看到的那些人的职业。如果一个人从水里出来时穿着脚蹼、面具和潜水衣，你可能会认为他是专业潜水员或海军蛙人，因为他们比其他职业的人更有可能穿成那样。但是如果你猜他是个律师，你猜对的机会就会更大，因为在美国喜欢潜水的律师比专业潜水员多得多。我们只是不习惯想象穿着潜水服套装的律师。

如果你看到有人连续31次抛硬币，你或许不再关注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从长远来看，抛硬币正面朝上的基本概率肯定是50%，但连续数次朝上的概率则非常低。如果你最喜欢的棒球队常年输掉比赛，突然连续5次战胜了之前战绩最好的球队，那么你可能会期待它继续保持这种战绩。然而，从长期的平均水平来看，在棒球比赛中表现最差的球队连续5次战胜表现最好的球队的基本概率只有15%，它都是靠运气赢的。

基于同样的道理，人们在股市上取得短暂的、令人激动的成功之后，也会飘飘然，从而忽略这种成功不太可能持久的事实。比如，谷歌的股票在首次公开发行后的12个月内上涨了两倍，当时外部投资者可以首次持有该公司的流通股。这一巨大涨幅促使成千上万的投资者在其他高科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疯狂地寻找下一个谷歌。但是这些人忘了扪心自问一下：基本概率是多少？当你购买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时，你并不是在买入下一个谷歌，只不过是在买入一个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你的业绩更有可能类似于普通公司的长期收益率，而不是类似于谷歌的收益率。佛罗里达大学金融学教授杰伊·里特（Jay Ritter）定期在他的网站上更新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的长期平均表现。里特的权威数据显示，自1970年以来，按照每5年作为一个时间段来计算，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表现平均每年比那些存在时间较久的公司至少低2.2个百分点。这个基准利率应该会告诉你，通过购买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你打败市场的可能性要小于被市场打败的可能性。

如果一个金融顾问或网站正在兜售对冲基金、共同基金或其他试图击败市场的投资工具，那么你就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从长期来看，有多少比例的基金经理表现优于市场平均水平？答案是，在10年的时间里，只有大约1/3的基金经理能跑赢市场。如果这个基本概率听起来对你没有吸引力，那就像我一样，只投资一个指数基金，目标仅仅是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与整体市场表现相符的收益。

最后，正如华尔街的一句老话所说，永远不要被牛市冲昏头脑。如果有人吹嘘自己选的股票有多好，记得检查一下他所投资的市场是否表现得更好。（科技股投资者可能会吹嘘自己2003年的回报率为48%，但高盛科技股指数当年却上涨了53%。）记住，当大多数投资都在上涨时，任何人都可能看起来像个天才。正如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打趣的那样：“在一个不断上涨的市场中，就算你的想法不够好，依然会带来足够多的回报，以致你永远不会知道或许最好是少思考一些。”

➢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34]华尔街最古老的伎俩之一就是制作一张股票价格的图，然后在上面叠加第二张图，挥舞着它们，指出一幅图能够以不可思议的方式预测另一幅图。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股票市场权威分析人士哈里·登特（Harry Dent）准确估算出了美国每年有多少名46.5岁的人。后来，他根据通胀指数调整了道琼斯指数，结果发现了一件神奇的事情：自1953年以来，道琼斯指数的水平与每年46.5岁的人的数量存在很大的相关性（登特认为，这是因为这个岁数是美国消费者支出最多的年龄）。登特根据美国未来每年46.5岁的人数预测，到2008年，道琼斯指数将达到41000点。他甚至成立了一只基金，根据他自己的理论挑选股票。

但我们有多达成千上万只股票、几十个市场指数及几乎无限的时间周期可供选择，所以用历史图表上的一条数据线去预测另一条数据线，其实并没什么值得关注的。如果说有人找不到任何一个似乎可以预测金融市场未来的统计变量，那才算是真正的奇迹。毕竟，如果不以1953年作为计算的起点，也可以切换到1954年、1981年、1812年，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年份，你总能碰巧遇到一个符合预测的年份。如果道琼斯指数不能给出你想要的结果，你可以使用标准普尔500指数或任何其他指数。

1997年，基金经理戴维·莱茵韦伯（David Leinweber）想知道哪些数据最能预测1981年至1993年美国股市的表现。他从数千个可以获取的公开数据中进行筛选，最终找到了一个能够“预测”美国股市回报率为75%的数据，即孟加拉国每年的黄油产量。他又增加了其他几个变量，包括美国绵羊的数量，提高了他那个预测模型所谓的“准确性”。这简直是胡编乱造！但他现在能够以99%的准确率“预测”过去的股票回报率。尽管莱茵韦伯的本意是用这个实验去讽刺市场上的所谓预测大师，但他的观点是严肃的：金融营销人员可以获取如此庞大的数据，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切割和分析，因此，他们可以证明任何事情。然而，他们从不告诉你他们检验和排除过的那些理论和数据，因为这可能会让你了解到他们的大多数想法实际上有多危险和愚蠢。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人（包括你自己）试图说服你，让你相信他找到了预测市场行情的“法宝”，那么你可以问自己下面这些问题：

• 如果开始和结束日期向前或向后移动，这些人的分析结果会发生什么变化？

• 如果假设条件略有不同，那么这些结果将如何变化？（比如，消费者支出顶峰是否总出现在46.5岁时？人们达到消费高峰的年龄不会在未来几年发生变化吗？）

• 你认为预测未来回报的因素能够合理地推动市场吗？（为什么消费者支出一定比医疗保健支出或企业支出更重要？）

这些步骤将帮助你记住一个事实：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大多数市场预测都是基于巧合模式。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末“彩衣傻瓜”（Motley Fool）网站[35]所面临的问题。该公司声称，股息率与股价平方根之比能够预测一只股票的未来表现。基于这项研究结果，它从道琼斯成分股中选出这个比值最高的几只股票，即所谓的“愚人四股”（Foolish Four），试图通过买入价格最低、分红最高的四只股票击败大盘。然而，从长远来看，一家公司的股票只有在其基础业务不断赢利时才能上涨。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仅仅计算一个公司的股息率与股价平方根之比，会导致你更渴望购买该公司的产品或使用该公司的服务吗？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这样想过，将来也不会有。

由于“彩衣傻瓜”网站的这个比率不可能导致股价上涨，唯一明智的结论是，它的预测能力是你的一种幻觉。所以，仅在2000年，“愚人四股”就损失了14%，这让投资者觉得自己像个愚人。与此同时，在连续6年以每年近两个百分点的差距落后于市场之后，哈里·登特基于自己的错误理念设立的基金被迫于2005年年中关闭，道琼斯指数也比他的预测低了31000点左右。

➢做决定前，先休息一下。[36]心理学家乔治·沃尔福德在关于寻找模式的实验中（参见前面“鸽子、老鼠和随机性”这一小节）发现，当人们被次要任务分散精力时，比如试图回忆他们最近看到的一系列数字，那么他们更善于评估概率。中断思考可以让大脑避免忙于在数据中寻找虚假的模式，从而改善他们的股市业绩。

我们最奇怪的心理怪癖之一就是所谓的“赌徒谬论”[37]。比如，重复抛一个质地均匀的硬币，若连续多次抛出反面朝上，赌徒可能错误地认为，下一次抛出正面的机会较大。但事实上，这其实是一种谬论，因为无论连续出现多少次正面，一枚均匀的硬币出现反面的概率总是50%。[38]如果一个过程看起来具有明显的随机性，比如抛硬币或者轮盘赌，那么赌徒谬论就会占据我们的思维，导致我们相信如果出现了一连串运气好的事情，那么接下来情况可能会逆转。（当人类技能似乎发挥着重要作用时，比如在体育运动中，我们往往会认为这股热潮将持续下去。）有时，赌徒谬论会带来悲剧性的结果。比如，在两年多的时间里，53这个数字在意大利威尼斯彩票中从未中过奖。在这段漫长的时间之后，53号彩票终于在2005年初被抽中。但在此之前，一名女子溺水身亡，一名男子开枪打死了他的妻子、儿子并自杀，因为此前他们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53这个数字上，但都没有中过奖。

大部分专业投资者都承认股票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是随机的，相信华尔街存在的赌徒谬论多如沙发下面的灰尘。比如，一些所谓的“权威人士”会预测说，股票X连续多年表现不佳了，接下来肯定会反弹；而另一些人则宣称股票Y最近上涨了很多，因此接下来注定会崩盘。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让你摆脱赌徒谬论的束缚。[39]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如果一枚硬币连续出现几次正面，人们会本能地倾向于押注反面。但如果你在再次抛硬币之前暂停一段时间，那么人们就会把赌注押在正面上，好像时间的流逝会让他们觉得再次出现正面的机会已经恢复到50%这个正确概率了。这个实验及沃尔福德的发现表明，为了防止你的大脑欺骗你去寻求原本不存在的所谓“模式”，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在研究股票或市场的过程中休息一下，用20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做其他活动就可以了。

➢不要过于痴迷。曾几何时，个体投资者为了跟踪股票价格，只能打电话给他的经纪人，或者前往一个经纪公司了解股票行情，或者等待阅读第二天早上的报纸，而报纸可能用类似下面这一连串数字总结前一天的所有交易活动：40.43，+.15，47.63，30.00，0.6 23.5，18547。但如今，这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得益于电子技术的奇迹，我们随时可以获取股价动态，每一笔交易都会被当作一个光点，所有光点放在一起，表示价格上涨或下跌，连续几个光点就能验证或扭转一个趋势。视觉信息，尤其是传达股价变化的图像，会激发你的反射系统，排挤反思系统，导致你无法理智地思考问题。一旦一条绿色的趋势线爬上你的电脑显示器，或者一条可怕的红线像一道伤疤一样划过你的电脑显示器，它们都会以一种报纸上任何一行干巴巴的文字都无法企及的力量触发你大脑的情感回路。

在线券商利用技术将投资变得类似于任天堂公司开发的游戏机——“游戏小子”（Game Boy），价格变动的趋势线在发光的屏幕上蜿蜒曲折，红色和绿色的箭头在鲜艳的色调中跳动。[40]这其实利用了人类大脑中一些起作用的基本力量。这与任天堂的“游戏小子”或索尼的“游戏站”（PlayStation）存在一个相似之处，就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暗示：研究人员发现，当玩家在玩电子游戏时表现出色，他们大脑中释放的多巴胺大约会增加一倍，而且这种激增可能会至少持续半个小时。

因此，你能看到的价格光点越多，大脑就越容易欺骗自己，认为自己在数字中发现了一个可预测的模式，你的多巴胺系统就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只需三次价格变化，你就会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趋势。过去，由于投资者只能从报纸上得到他们的股价变动信息，因此，他们可能需要三天的时间来搜集自己所需要的完整数据，而今天，一个股票网站能够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帮你做完。难怪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高通、威瑞信（VeriSign）和彪马科技（Puma Technology）等热门科技股的典型投资者持有这些股票的时间平均不到8天。

丹尼尔·卡尼曼警告说：“如果打算长期持有股票，那么不断地跟踪它们的变化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主意。这是你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因为人们对短期损失非常敏感。如果你每天都数钱，你就会感到痛苦。”[41]如果痴迷地监控你所持股票的价格，你就更有可能预见到短期的损失或明显的走势，你认为应该在这些时间节点进行交易，但实际上，数据里面除了一堆随机的曲线之外，什么都没有。考虑到我们已经了解了多巴胺系统是如何工作的，这些刺激就像一罐倒在篝火上的煤油一样冲击你的大脑。卡尼曼和其他研究人员进行的几项实验发现，人们越频繁地观察投资价格的起落，越可能在短期内买进卖出，而在长期获得高回报的可能性就越小。

在《宋飞正传》（Seinfeld）这部电视剧里，有一集就反映了这种精神痛苦。宋飞买了一只名叫森德拉克斯（Sendrax）的垃圾股，然后忍不住频繁关注股价，从早关注到晚。当杰里拿过一份报纸时，他的约会对象告诉他：“这只股票和你之前查看时的价格一样，市场收盘后没有变化，还在下跌。”杰瑞回应道：“我知道，但这是另一份报纸。呃，我想也许它有不同的……消息来源。”如果我们嘲笑宋飞，那一定也是对自我认知的嘲笑，因为根据《金钱》（Money）杂志的一项调查，22%的投资者表示自己每天都会查看自己投资的股票的价格，49%的人每周至少查看一次。

因此，与其不断关注自己的股票或基金，把自己逼疯，倒不如逐渐减少查看次数，直到每个季度的最后一天再查看，或者挑选容易记住的、时间间隔大致相同的日期，定期查看，一年只看四次。

毕竟，时间就是金钱，但金钱也是时间。如果你强迫自己检查投资的价格变动，不仅会减少你的经济回报，还会不必要地浪费你余生的宝贵时间。

[1] Coleridge, letter to William Sotheby, Nov. 9, 1828, in The Portable Coleridge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1950), p. 302. Coleridge, of course, knew a narcotic when he saw one, since he was an opium addict for much of his life.

[2] British Museum, ANE 92668. You can view an image of this artifact online by visiting www.thebritishmuseum.ac.uk/compass/ and entering“liver” in the search window.

[3] Business Week’s annual“Where to Invest” forecast issue, 1996 through 2005,inclusive; WSJ, Aug. 13, 1982, p. 33; NYT, Aug. 13, 1982, pp. D1, D6; WSJ, April 17, 2000, pp. A20, C1, C4; USA Today, April 17, 2000, p. 6B; Peter L. Bernstein,The Power of Gold (New York: John Wiley, 2000), pp. 357–58; data on accuracy of analysts’earnings forecasts kindly updated by David Dreman, e-mail to JZ, May 6, 2005; Peter L. Bernstein,“The King of Siam and the Gentle Art of Postcasting,”Economics & Portfolio Strategy, Aug. 1, 2005.

[4] Daniel Kahneman and Amos Tversky,“Subjective Probability,” in JUU, pp. 32–47.Note: The probability of any given sequence of heads and tails is 1/2n, where n is the number of coin flips. Flip a coin six times and the odds of each possible sequence are 1/26 or 1/64.

[5] I am grateful to my colleague, the formidable classics scholar Michael Sivy, for helping me settle on the appropriate Latin for“man the pattern-seeker.” Pareidolia is discussed in Sagan’s brilliant essay“The Man in the Moon and the Face on Mars,” in his The Demon-Haunted World (New York: Ballantine, 1996), pp. 41–59.

[6] Cheol-Ho Park and Scott H. Irwin,“The Profitability of Technical Analysis” (Nov.2004), http://ssrn.com/abstract=603481; Wei Jiang,A Nonparametric Test of Market (Mis-) Timing (Aug. 2001), http://papers.ssm.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87102; WSJ, Jan. 17, 2003, p. C4, and Jan. 30, 2004, p. C4; Fortune, Dec. 24, 2001, p. 156; Edward A. Dyl,“Did Joe Montana Save the Stock Market?” FAJ, Sept.–Oct., 1989, pp. 4–5. The“Super Bowl Predictor” was first presented in Leonard Koppett,“If the Bulls and the Bears Have You Buffaloed, Try Our Foxy Formulas,”Sports Illustrated, April 23, 1979, p. 8. Koppett, who intended his article as a spoof on the confusion between correlation and causation, was amazed that anyone ever took the Super Bowl Predictor seriously. Late in his life he called it“an embarrassment to rational thought” and“too stupid to believe” (JZ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Koppett,Dec. 13, 2001).

[7] JZ telephone interviews with John Staddon, Duke University, Sept. 1, 2000, and George Wolford, Dartmouth College, Sept. 6, 2000; George Wolford et al.,“The Left Hemisphere’s Role in Hypothesis Formation,” JN, vol. 20 (2000), RC64, pp. 1–4;Michael S. Gazzaniga,“The Split Brain Revisited,” SA, July 1998, pp. 50–55; JZ,“The Trouble with Humans,” MM, Nov. 2000, pp. 67–71; John I. Yellott Jr.,“Probability Learning with Noncontingent Success,”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Psychology,vol. 6 (1969), pp. 541–75; R. J. Herrnstein,“On the Law of Effect,” JEAB, vol. 13,no. 2 (1970), pp. 243–66; Richard J. Herrnstein, The Matching Law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David R. Shanks et al.,“A Re-examination of Probability Matching and Rational Choice,” JBDM, vol. 15, no. 3 (2002), pp.233–50; Leo P. Sugrue et al.,“Matching Behavior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Value in the Parietal Cortex,” Science, vol. 304 (June 18, 2004), pp. 1782–87.

[8] Matthew Rabin,“Inference by Believers in the Law of Small Numbers,” QJE, vol.117, no. 3 (Aug. 2002), pp. 775–816; http://emlab.berkeley.edu/users/rabin/.

[9] JZ interview with Paul Glimcher, Feb. 19, 2002.

[10] JZ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Preuss, Dec. 29, 2004; Jean de Heinzelin et al.,“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of 2.5-Million-Year-Old Bouri Hominids,” Science, vol.284 (April 23, 1999), pp. 625–29; Tim D. White et al.,“Pleistocene Homo sapiens from Middle Awash, Ethiopia,” Nature, vol. 423 (June 12, 2003), pp. 742–47;William H. Calvi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Mind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More recent, fossil remains of 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 unearthed near Kibish, Ethiopia, have been dated to about 195,000 years ago, but no intact skull from this deposit has yet been found.

[11] Peter B. de Menocal,“African Climate Change and Faunal Evolution During the Pliocene-Pleistocene,”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vol. 220 (2004), pp.3–24; Todd M. Preuss,“What Is It Like to Be a Human?” in Michael S. Gazzaniga (ed.), 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s III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4), pp.5–22; Jay Quade et al.,“Paleoenvironments of the Earliest Stone Toolmakers, Gona,Ethiopia,”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Bulletin, vol. 116, no. 11/12 (Nov./Dec.2004), pp. 1529–44; Simon M. Reader and Kevin N. Laland,“Social Intelligence,Innovation, and Enhanced Brain Size in Primates,” PNAS, vol. 99, no. 7 (April 2,2002), pp. 4436–41.

[12] Jared Diamond,“Evolution, Consequences and Future of Plant and Animal Domestication,” Nature, vol. 418 (Aug. 8, 2002), pp. 700–7; Alice Louise Slotsky,The Bourse of Babylon (Bethesda, Md.: CDL Press, 1997); Karl Moore and David Lewis, Birth of the Multinational (Copenhagen: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9); Edward J. Swan, Building the Global Market (New York: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0); JZ interview with P. Read Montague, Feb. 28, 2002.

[13] 1英里≈1.61千米，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14] JZ interview with Schultz, March 13, 2002; Wolfram Schultz,“Getting Formal with Dopamine and Reward,” Neuron, vol. 36 (Oct. 10, 2002), pp. 241–63.

[15] JZ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Bechara, June 20, 2005; JZ e-mail interview with Paul Glimcher, June 9, 2005; Wolfram Schultz,“Predictive Reward Signal of Dopamine Neurons,” 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 vol. 80 (1998), pp. 1–27; Irene A. Yun et al.,“The Ventral Tegmental Area Is Required for the Behavioral and Nucleus Accumbens Neuronal Firing Responses to Incentive Cues,” JN, vol. 24, no. 12 (March 24, 2004),pp. 2923–33; JZ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Kent Berridge, May 12, 2005. Dopamine signals actually travel below the usual speed limits of the brain, but they spread quickly because these neurons are so massively interconnected to other areas.

[16] JZ interview with Montague, Feb. 28, 2002; JZ interview with Schultz, March 13,2002; Wolfram Schultz et al.,“A Neural Substrate of Prediction and Reward,”Science, vol. 275 (March 14, 1997), pp. 1593–99.

[17] M. Leann Dodd et al.,“Pathological Gambling Caused by Drugs Used to Treat Parkinson Disease,” Archives of Neurology, vol. 62 (Sept. 2005), pp. 1–5; John C.Morgan et al.,“Impulse Control Disorders and Dopaminergic Drugs,” Archives of Neurology, vol. 63 (Feb. 2006), pp. 298–99; Gaetano Di Chiara and Assunta Imperato,“Drugs Abused by Humans Preferentially Increase Synaptic Dopamine Concentrations in the Mesolimbic System of Freely Moving Rats,” PNAS, vol.85 (July 1988), pp. 5274–78; Amanda J. Roberts and George F. Koob,“The Neurobiology of Addiction,” Alcohol Health and Research World, vol. 21, no. 2(1997), pp. 101–6; Hans C. Breiter et al.,“Acute Effects of Cocaine on Human Brain Activity and Emotion,” Neuron, vol. 19 (Sept. 1997), pp. 591–611; Roy A. Wise,“Drug-Activation of Brain Reward Pathways,” Drug and Alcohol Dependence,vol. 41 (1998), pp. 13–22; Garret D. Stuber et al.,“Extinction of Cocaine Self Administration Reveals Functionally and Temporally Distinct Dopaminergic Signals. . . ,” Neuron, vol. 46 (May 19, 2005), pp. 661–69.

[18] James Olds and Peter Milner,“Positive Reinforcement Produced by Electrical Stimulation of Septal Area and Other Regions of Rat Brai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vol. 47 (1954), pp. 419–27; M. E. Olds and J. L.Fobes,“The Central Basis of Motivation: Intracranial Self-Stimulation Studies,”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32 (1981), pp. 523–74; Antonio P. Strafella et al.,“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of the Human Prefrontal Cortex Induces Dopamine Release in the Caudate Nucleus,” JN, vol. 21 (2001), RC 157,pp. 1–4; Bart J. Nuttin et al.,“Long-Term Electrical Capsular Stimulation in Patients with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Neurosurgery, vol. 52, no. 6 (June 2003), pp.1263–74.

[19] It is not yet clear whether dopamine is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sensation of pleasure,or whether it is just the precursor of a pleasure signal conducted by one or more of the brain’s other chemical messengers, like glutamate, orexin, norepinephrine, or acetylcholine. Edwin C. Clayton et al.,“Phasic Activation of Monkey Locus Ceruleus Neurons . . .” JN, vol. 24, no. 44 (Nov. 3, 2004), pp. 9914–20; Angela J. Yu and Peter Dayan,“Uncertainty, Neuromodulation, and Attention,” Neuron, vol. 46 (May 19,2005), pp. 681–92; Glenda C. Harris et al.,“A Role for Lateral Hypothalamic Orexin Neurons in Reward Seeking,” Nature, vol. 437 (Sept. 22, 2005), pp. 556–59; JZ telephone interviews with P. Read Montague, June 1, 2005, and Peter Shizgal, June 27,2005; JZ e-mail interviews with Gregory Berns, Paul Glimcher, and Brian Knutson,June 3, 2005, and Wayne Drevets and Wolfram Schultz, July 18, 2005; Wayne C.Drevets et al.,“Amphetamine-Induced Dopamine Release in Human Ventral Striatum Correlates with Euphoria,” BP, vol. 49 (2001), pp. 81–96.

[20] JZ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Breiter, June 22, 2005.

[21] Pavlov’s classic experiments are summarized at http://nobelprize.org/medicine/laureates/1904/pavlov-bio.html and http://en.wikipedia.org/wiki/Ivan_Pavlov. For more detail, see“Experimental Psychology and Psychopathology in Animals”and“The Conditioned Reflex,” in I. P. Pavlov, Selected Work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5), pp. 151–68, 245–70.

[22] JZ telephone interviews with P. Read Montague, June 1, 2005, and Peter Shizgal,June 27, 2005; see also P. Read Montague et al.,“Computational Roles for Dopamine in Behavioural Control,” Nature, vol. 431 (Oct. 14, 2004), pp. 760–67; Wolfram Schultz,“Neural Coding of Basic Reward Terms . . . ,” COIN, vol. 14 (2004), pp.139–47; P. Read Montague and Gregory S. Berns,“Neural Economics and the Biological Substrates of Valuation,” Neuron, vol. 36 (Oct. 10, 2002); Wolfram Schultz et al.,“A Neural Substrate of Prediction and Reward,” Science, vol. 275(March 14, 1997), pp. 1593–99; Udi E. Ghitza et al.,“Persistent Cue Evoked Activity of Accumbens Neurons after Prolonged Abstinence from Self-Administered Cocaine,” JN, vol. 23, no. 19, pp. 7239–45.

[23] JZ participated in the Montague-Berns experiment, administered by Sam McClure,on July 1, 2002; JZ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P. Read Montague, June 1, 2005; JZ interview with Gregory Berns, July 1, 2002; Gregory S. Berns et al.,“Brain Regions Responsive to Novelty in the Absence of Awareness,” Science, vol. 276 (May 23,1997), pp. 1272–75.

[24] Scott A. Huettel et al.,“Perceiving Patterns in Random Series: Dynamic Processing of Sequence in Prefrontal Cortex,” NNS, vol. 5, no. 5 (May 2002), pp. 485–90;Charles T. Clotfelter and Philip J. Cook, Selling Hop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54; TII, pp. 436–37 (Graham originally wrote this passage in 1971); JZ e-mail interviews with Huettel, May 20 and May 24, 2005.

[25] Burton G. Malkiel, A Random Walk Down Wall Street (New York: W. W. Norton,2003), p. 17 (50% odds in each year over three years amounts to 50% x 50% x 50%= 12.5% for the entire period); Morningstar Mutual Funds; Gregory Bresiger,“Pit Stop for a Pit Bull,” Financial Planning, Sept. 2000; performance data for Grand Prix Fund Class A and price and volume data for Taser International are from http://quicktake.morningstar.com and http://finance.yahoo.com; Amit Goyal and Sunil Wahal,“The Selection and Termination of Investment Managers by Plan Sponsors”(Sept. 2005), http://ssrn.com/abstract=675970.

[26] JZ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Glimcher, May 31, 2005; Hannah M. Bayer and Paul W.Glimcher,“Midbrain Dopamine Neurons Encode a Quantitative Reward Prediction Error Signal,” Neuron, vol. 47 (July 7, 2005), pp. 129–41; Paul W. Glimcher,Decisions, Uncertainty, and the Brai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3), pp.330–34.

[27] JZ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Odean, July 12, 2005; Brad M. Barber and Terrance Odean,“All That Glitters” (March 2006), http://ssrn.com/abstract=460660; Terrance Odean,“Do Investors Trade Too Much?” AER, vol. 89 (Dec. 1999), pp. 1279–98,www.odean.us; Kenneth L. Fisher and Meir Statman,“Bubble Expectations,”Journal of Wealth Management (Fall 2002), pp. 17–22; David Dreman et al.,“A Report on the Mar. 2001 Investor Sentiment Survey,” JBF, vol. 2, no. 3 (2001), pp.126–34; Patricia Fraser,“How Do U.S. and Japanese Investors Process Information and How Do They Form Their Expectations of the Future?” (Sept. 2000), http://ssrn.com/abstract=257440. Stock returns: Ibbotson Associates, Chicago. Survey of individual investors: Werner De Bondt,“Betting on Trends,” IJF, vol. 9 (1993), pp.355–71.

[28] Firsthand: JZ,“What Fund Investors Really Need to Know,” MM, June 2002, pp.110–15. Energy funds: data courtesy of Avi Nachmany, Strategic Insight, New York.Roger G. Clarke and Meir Statman,“Bullish or Bearish?” FAJ, May/June 1998, pp.63–72;“Total net assets, cash position, sales and redemptions of own shares,” 1954 to present, monthly data set provided to JZ by 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te. See also Erik R. Sirri and Peter Tufano,“Costly Search and Mutual Fund Flows,” JF, vol.53, no. 5 (Oct. 1998), pp. 1589–1622; Jason Karceski,“Returns-Chasing Behavior,Mutual Funds, and Beta’s Death,”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vol. 37, no. 4 (Dec. 2002), pp. 559–94; and Anthony W. Lynch and David K. Musto,“How Investors Interpret Past Fund Returns,” JF, vol. 58, no. 5 (Oct. 2003), pp.2033–58.

[29] JZ interview with Eric Johnson, July 29, 2005. For more on the prefrontal cortex in predicting reward, see Masataka Watanabe,“Reward Expectancy in Primate Prefrontal Neurons,” Nature, vol. 382 (Aug. 15, 1996), pp. 629–32; Edmund T. Rolls,“The Orbitofrontal Cortex and Reward,” CC, vol. 10 (March 2000), pp. 284–94;Jay A. Gottfried et al.,“Encoding Predictive Reward Value in Human Amygdala and Orbitofrontal Cortex,” Science, vol. 301 (Aug. 22, 2003), pp. 1104–7; Scott A.Huettel et al.,“Decisions under Uncertainty,” JN, vol. 25, no. 3 (March 30, 2005),pp. 3304–11; Hiroyuki Oya et al.,“Electrophysiological Correlates of Reward Prediction Error Recorded in the Human Prefrontal Cortex,” PNAS, vol. 102, no. 23(June 7, 2005), pp. 8351–56.

[30] For more on dollar-cost averaging, see JZ,“Tie Me Down and Make Me Rich,” MM,May 2004, p. 118.

[31] Michel de Montaigne,“Of Cannibals,” in The Complete Essays of Montaign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55; Deuteronomy 18:10–12;J. Scott Armstrong,“Review of Ravi Batra,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1990,” IJF,vol. 4 (1988), p. 493; JZ telephone and e-mail interviews with Bob Billett, March 7,2005; JZ e-mail interviews with Sherwood Vine, July 7, Aug. 16, and Sept. 26, 2005;Einstein letter to Jost Winteler, July 8, 1901, in Alice Calaprice, The New Quotable Einstei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53.

[32] Remarks by Richard Zeckhauser, panel discussion moderated by JZ, Oxford Programme on Investment Decision-Making, Saïd Business School, Oxford University, U.K., Oct. 22, 2004; Patricia Dreyfus,“Investment Analysis in Two Easy Lessons,” MM, July 1976, p. 37.

[33] Howard Rachlin, The Science of Self-Control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55–56; Michael Lewis, Moneyball (New York: W. W. Norton,2003), p. 274; Kahneman: JZ,“Do You Sabotage Yourself?” MM, May 2001, pp.75–78.

[34] Pat Regnier,“How High Is Up?” MM, Dec. 1999, pp. 108–14; David Leinweber and David Krider,“Stupid Data Miner Tricks,” research monograph, First Quadrant Corp., Pasadena, Calif., 1997. Dent fund performance: e-mail to JZ from Annette Larson, senior research analyst, Morningstar Inc., Aug. 16, 2005. Foolish Four performance: TII, pp. 44–46.

[35] 该网站曾经是最受欢迎的投资理财网站，汇集了大量中小投资者的信息和智慧，创造过一个又一个散户团结起来战胜机构的奇迹。——译者注

[36] JZ e-mail interview with Wolford, Sept. 9, 2000. See also Richard Ivry and Robert T.Knight,“Making Order from Chaos,” NNS, vol. 5, no. 5 (May 2002), pp. 394–96.

[37] 赌徒谬论，是一种错误的信念，以为随机序列中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与之前发生的事件有关，即其发生的概率会随着之前没有发生该事件的次数而上升。——译者注

[38] http://news.bbc.co.uk/1/hi/world/europe/4256595.stm; www.mccombs.utexas.edu/faculty/jonathan.koehler/docs/sta309h/Gambler’s_Fallacy_in_Italy.htm.

[39] Eric Gold and Gordon Hester,“The Gambler’s Fallacy and the Coin’s Memory,”working paper,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Nov. 1987); copy kindly provided to JZ by Robyn Dawes.

[40] M. J. Koepp et al.,“Evidence for Striatal Dopamine Release during a Video Game,”Nature, vol. 393 (May 21, 1998), pp. 266–68; TII, p. 38.

[41] JZ,“Do You Sabotage Yourself?” MM, May 2001, pp. 75–78; Richard H. Thaler et al.,“The Effect of Myopia and Loss Aversion on Risk Taking,” QJE, May 1997, pp.647–61; Uri Gneezy and Jan Potters,“An Experiment on Risk Taking and Evaluation Periods,” QJE, May 1997, pp. 631–45; JZ e-mail interview with Uri Gneezy, Nov. 2,1997; Shlomo Benartzi and Richard H. Thaler,“Risk Aversion or Myopia?” MS, vol.45, no. 3 (March 1999), pp. 364–81; Uri Gneezy et al.,“Evaluation Periods and Asset Prices in a Market Experiment,” JF, vol. 58, no. 2 (April 2003), pp. 821–37; Seinfeld,“The Stock Tip,” originally broadcast June 21, 1990, www.seinfeld scripts.com/TheStockTip.htm; tracking study of MM subscribers, 2002, data courtesy of Douglas King, Time Inc. Consumer Marke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