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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错觉
很久以前，心理学家斯金纳（B. F. Skinner）想知道，如果他的实验室设备能给一群饥饿的鸽子定时自动分配食物，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在第一顿“大餐”毫无预兆地到来之前，鸽子会和我们所有人在饥肠辘辘又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一样，躁动不安。在食物出现前的最后一刻，一只鸽子恰好向左转，另一只鸽子上下摇晃着它的头，第三只鸽子从右脚支撑跳到左脚支撑。在第一次啄食食物之后，鸽子开始重复它们在食物出现时正在做的事情，仿佛是他们的身体动作导致了食物的到来，即使斯金纳断绝了食物供给，它们还是坚持重复同样的动作。一只鸽子以同样的方式从一只脚支撑跳到另一只脚支撑，跳了超过1万次，才终于了解跳动的动作对自己是否能够得到食物没有影响。[19]毕竟，食物真的是在鸽子首次转动、晃头或跳动时出现的，所以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鸽子“相信”食物是自己的行为带来的回报。但事实上，它们的动作和食物出现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只不过是斯金纳所说的“偶然相关”。
人类如果混淆了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也会犯同样的错误：我们由于一些网站的推荐而买入某只股票，然后它就涨了，我们往往就会得出结论，该网站是获得有利可图的持股建议的好地方，但该股并不是因为网站推荐而上涨的。除非我们能看到一个针对网站全部荐股记录的独立审计报告，否则就没有办法知道它推荐的某只股票上涨究竟是因为运气，还是因为网站的自身能力。我们可能认为我们找到了控制股市的方法，但这可能纯属巧合。
要了解我们大多数人对控制错觉的敏感度有多高，可以考虑下面两个赌注。[20]
• 我从《华尔街日报》的股票列表中随机选择一只股票。你猜测这只股票明天是上涨还是下跌（允许你事先查看股价）。如果你猜对了，就能赢10美元；如果你猜错了，则会损失10美元。
• 我从《华尔街日报》的股票列表中随机选择一只股票。你猜测这只股票昨天是涨了还是跌了（不允许你事先查看股价）。如果你猜对了，就能赢10美元；如果你猜错了，则会损失10美元。
你更喜欢哪个赌注？在斯坦福大学的实验中，2/3的参与者选择了第一个。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知道，随机选择的股票明天上涨的可能性不会比昨天上涨的可能性高多少，但第一个赌注似乎令人感到更舒服，因为你可以事先查看股价，不会令你觉得结果是不可控的。早期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人们在掷骰子之前，而不是之后下注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愿意赌更多的钱，甚至愿意接受更大的亏损概率。
心理学家艾伦·兰格（Ellen Langer）在几十年前进行的经典实验中展示了控制错觉。[21]兰格对两家公司的员工进行了理论测试，让他们每人有机会买一张价值1美元的彩票。第一组员工可以自己选择彩票，第二组员工则是由他人帮忙选择彩票。在彩票开奖前，人们被问及是否会出售他们的彩票。结果，第一组提出的平均售价是第二组的4倍。尽管每个人都被告知中奖彩票将从一个纸板箱中随机抽取，但他们仍然相信自己的选择有魔力，能够以某种方式打败平均概率，从而让自己中奖。
由于“控制错觉”的影响，我们相信自己的决定天生就比别人为我们做的选择好。在西班牙一所大学的一项实验中，通过自己掷骰子胜出的学生对自己能坚持下去更有信心，那些由别人帮忙掷骰子而胜出的人继续坚持下去的信心则没有那么强烈。对美国利用退休金进行投资的人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这两类投资者都夸大了过去一年的实际回报率。那些没有亲自挑选基金的人夸大了2.4个百分点的收益，而那些自己做出选择的人夸大了8.6个百分点的收益！对财务顾问而言，最糟糕的噩梦之一就是客户既自己挑选，又让财富顾问挑选，在这种投资组合中，如果客户和理财顾问挑选的股票涨幅相同，那么客户会本能地觉得“我选的”比“你选的”收益高。对这种现象，最佳的解释就是“控制错觉”。
一项又一项研究询问人们在下注前和下注后对自己是否有信心，仅仅是下注这个行为就能让人们更加确信自己会赢，而这种确信只需要几秒钟就能生效。[22]下注25美分的人的信心，是那些还没有拿自己的钱冒险下注的人的3倍。
下注能提高我们的信心，即使获胜的概率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变化。自主选择能够让我们喜欢上自己的选择。难怪这么多投资者如此描述他们已经拥有的股票：“我可能不会再以这个价格买入更多股票，但我也不会以这个价格卖出。”
当一种活动存在下列情况时，控制错觉会变得更强烈。[23]
• 这项活动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存在随机性。
• 这项活动能够给人们提供多项选择。
• 这项活动涉及和其他人的竞争。
• 这项活动可以在长时间内实施。
• 这项活动需要付出努力。
• 这项活动令人感觉熟悉。
除了体育和赌博，投资几乎比其他任何活动都更能满足这些要求。许多投资者深受控制错觉之害，以致他们最终变得像情景喜剧《霍根的英雄》（Hogan’ s Heroes）中的倒霉指挥官克林克（Klink）上校一样。克林克上校以为自己有把握控制住每个细节，但他往往对周围不断出现的混乱浑然不觉。
从只在401（k）计划中投资几千美元的小投资者，到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基金经理，世界各地的投资者都成了“克林克上校效应”的牺牲品。[24]
• 2003年，投资银行飞利凯睿公司（Brean Murray）的股票交易员詹姆斯·帕克（James Park）对一名记者说：“我从来不会用红笔写字，因为红色意味着损失。”他补充说：“我的办公桌整理得井井有条，因为我觉得我越有条理，我的股票交易成绩就越好。”
• 杜克大学的人类学家马克·奥巴尔（Mack O’ Barr）的研究显示，许多养老基金经理似乎都有洁癖，觉得把办公室收拾干净就能神奇地防止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变得一团糟。
• 伦敦的一位机构交易员在谈到他的同事们时表示：“他们很迷信。如果他们某一天过得很糟糕，那么他们以后就不会再穿同样的西装或打同样的领带，还会换一条开车路线去上班。如果我在一个糟糕的交易日买了一套新西装，即使是全新的，我也不会再穿了。”
• 布莱恩·罗林斯（Blaine Rollins）管理着规模高达310亿美元的骏利基金（Janus Fund）。2001年，他宣布“在我改善基金业绩之前，不会再休假了”，就好像该基金前一年14.9%的亏损是由他休假造成的一样。
• 在线股票交易员通常每小时查看他们的投资组合10~20次，就好像只要不让他们的股票离开他们的视线超过几分钟，他们就能以某种方式阻止股价下跌一样。
• 许多401（k）计划的投资者持有自己公司的股票，似乎相信他们自己可以使公司的股价自由浮动。2001年，环球电讯公司（Global Crossing）的一名员工表示：“当你持有公司的大量股票时，就会希望努力工作，让公司繁荣起来，这样你才能发达起来。”（不幸的是，他的辛勤工作并没有阻止环球电讯破产，他的退休储蓄也亏损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