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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
对于人类的行为模式，社会科学里有诸多的探讨；其中，规范式思维（categorical reasoning）和结果式思维（consequentialist reasoning），清楚地勾勒出重要的面向。结果式思维，是以行为结果的好坏对错，决定当下的取舍；因此，闯红灯很可能被撞上，结果不好，就不闯红灯。相对地，闯红灯违反交通规则，是不对的，因此不闯红灯，这是规范式思维。然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是智识上有兴味的课题；譬如，在演化的过程中，谁先谁后，等等。
关于“categorical reasoning”的中文翻译，如何较适当，稍费思量。一般译为“绝对的思维”，并不恰当，因为涉及的思维并不是绝对的。这个名词，最早是和康德的“categorical imperative”连在一起。他想表达的意思是在某种情境之下，人们基于一种道德上的信念或宗教上的戒律，无从选择地必须采取某种作为。“categorical”是由“category”而来，有分类、类别的含义。因此，就意义上来说，把“categorical imperative”翻译为“规范式戒律”，把“categorical reasoning”翻译为“规范式思维”，说得过去；和其他译法相比，特别是论述时尽可能不要增加新名词，徒生困扰。当然，在中文里，“normative analysis”也常译为“规范式分析”。
本章的目标，就是针对这组概念，提出整合性的分析。主要的发现，可以简洁地归纳如此。首先，结果式思维，是规范式思维的基础；而规范式思维，是结果式思维的简写或速记。其次，法律帝国（Law’s Empire）的基础，可以不再是抽象的道德哲学，而是立基于人类实际的演化经验。
就性质而言，本章的论述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针对结果式思维和规范式思维，提出整合性分析。第二个层次，是针对前面的分析，探讨学理上的含义，特别是关于法学以及经济学的行为理论。本章的结构如下，第1节是背景介绍。第2节是针对结果式思维和规范式思维作详细的论述。第3节是对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作基本的探讨。第4节则是整合前两节的论述，第5节是探讨学理上的含义。最后一节，则是说明可能的后续研究，并且提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