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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二部曲：李天命
《李天命的思考艺术》这本书，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第1版是1991年1月，到2009年，已经是第六十版。这本书，曾经长居香港书店的畅销排行榜榜首；在台湾和大陆发行时，反应也非常热烈。这本书既畅销又长销，固然特别；李天命本人的生平，更是别致有趣。
大约五岁时，他自己在街上玩耍，脑海里就开始想：“我是谁？为什么有我？为什么有这个世界？”因为是家里的老幺，格外受到宽容。三岁时，家里有客人，大家围着圆桌吃饭，他突然有股冲动，要捣乱；他高喊：“妈妈，我要撒一泡尿在碗里。”全家愕然，但是妈妈让他得寸进尺，爬上饭桌尿尿。
在学校里，他特立独行，是老师又爱又恨的头痛人物。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下来担任助教一年；系主任牟宗三要他教“高等逻辑”，而“普通逻辑”这门课，则是由一位学历和职等都较高的讲师来教。
他后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但是大部分时间，是跑到加拿大朋友家里，和大家赌“沙蟹”（梭哈）。待在芝加哥大学的时间，加起来只有两三个月。取得学位以后，回到母校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课堂上辩才无碍，见解不凡，是非常受欢迎的老师。可是，他反对发表论文以求升等的做法，所以在英制下，多年来一直保持当初应聘时的职等。
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迹之一，是1987年的一场辩论。当年9月，加拿大学园传道会的韩那（Michael Horner），在中文大学和李天命公开辩论；题目是“有神论是否比无神论更为合理”，韩那是正方，李天命是反方。当晚吸引了1700名听众，把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据说韩那从1974年开始，巡回世界各地，所向无敌。
当晚两人舌剑唇枪，但态度从容，令人击节。辩论结束后，由800名现场观众当场表决；380人认为李天命赢，190人认为韩那赢，140人认为平手。当然，如果辩论是在加拿大举行，表决的结果可能不同。不过，无论表决结果，胜负的意义又是如何？
3.1 语理分析
李天命是很好的演说家，曾受邀到很多场合开讲；他也曾在广播电台，参与一系列的对谈，嘉惠听众。他讨论的主题，包括爱情、名利、生死、命运、民主、文学欣赏、心理、幽默等等。他也是诗人，文采斐然。
他言辞犀利，见解独特；某些隽言咏句，发人深省。譬如，他断言：“大人犯大错，小人犯小错，准时的人准时犯错。”还有，他认为：“神像之所以显得特别高大，原来只因大家都俯伏在地上罢了。”不过，他所提出的这些见解，主要不是基于他的逻辑训练。他洞悉人生、一针见血的针砭，是一个智者所见（words of wisdom）；一个历经风霜、看尽人间冷暖的老人，可能会说出同样的警句。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警句是“经验方程式”的扩充和结晶；在“思考艺术”的组合里，应该是属于“艺术”的部分。要掌握他思维的核心，还是必须着眼在“思考”的部分。
李天命认为，对于人类而言，语言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如果没有语言，人类的活动乃至于文明，都将大异其趣。可是，虽然语言很重要，一般人却不太讲究。即使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学者，往往也不自觉地“谋杀”语言，甚至变成语无伦次，不知所云。因此，培养独立思考的第一步，就是厘清语言。李天命所反复铺陈的，就是“语理分析”（linguistic-conceptual analysis）。
借着一些生动的例子，他指出人们常犯的毛病。首先，某一篇谈文化的文章里讲道：“如果这种科学知识并不能由内在于精神病学的论述之内而加以学到解释，那样这种知识的发展就一定学着其他一些外在于论述之外的条件而加以生产出来，构成出来。”对于读者而言，这真是很吃力的一句话。李天命以此为例，认为“迷糊的言语并不反映高深的思想，迷糊的言语只反映迷糊的脑袋而已”。
其次，日常生活里，很多人遣词用字时不假思索；“以熟悉为清晰”，结果反而是语意不明，双方各有所思、没有交集。譬如，常有人正气凛然地质问：“金钱重要还是朋友重要？”乍听之下，金钱和朋友这两个概念，都很熟悉、具体而明确；可是，这个问题本身，却是模糊不明。因为，金钱有多有少，朋友有点头之交，也有生死之交。和点头之交相比，大笔白花花的银子当然重要；和生死之交相比，区区之数的金钱当然不重要。因此，问题的用语很熟悉，但是问题本身却不清晰。李天命认为，类似的情形所在多有。
最后，一般人在论述时，常常前提并不成立，但是却据以论断是非。譬如，儒家认定“凡人皆性善”；一旦碰上有的人行为不很性善时，就以“既不性善，就不能称之为人”来响应。还好，这只是阿Q式的响应，无伤大雅。可是，在政治的领域里，这种论述方式却往往成为斗争倾轧、整肃异己的托词。譬如，“讲闽南语就是爱台湾，不讲闽南语就是不爱台湾”；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类似的例子屡见不鲜。
简单地说，李天命所强调的语理分析，是提醒人们在运用语言和文字时，要清晰、精确、合于逻辑。既然语言和文字都是重要的工具，工欲善其事，理当先利其器。李天命的论述，确实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他的语理分析，可以看成是一种“逻辑方程式”。
3.2 爱情宗教
不过，对于李天命的语理分析，也值得指出潜在的弱点。一方面，语言文字，只是思考的工具；在整个思考判断的过程里，只是一个环节。对于思考判断过程的其他环节，语理分析并没有多着墨。
以语理分析来涵盖思考，可以说是以偏概全。譬如，在插队的情境里，由认知再到思维到行为上的取舍，是一连串的步骤；语理分析所能发挥功能的部分，似乎有限。另一方面，根据“经验方程式”——传统智慧——人们知道面对情境时的自处之道。可是，语理分析的最大长处，只是指出某些使用语言文字时的谬误；对于处理实质的决策问题，“逻辑方程式”却无济于事。社会科学里，理论的作用，是对于社会现象，能解释、预测和指点迷津；在这三方面，语理分析的功能并不明显。
不过，在《李天命的思考艺术》这本书里，却有一部分和语理分析无关，但是对思考问题大有帮助；特别是在一般人的生活经验里，有实质的帮助。书中有几篇是媒体访问李天命的记录，其中之一，李天命谈到他的爱情观。
他表示，爱情可以是一种宗教，而他是这种宗教的信徒。他认为：“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在于寻得真爱……这种爱情价值是自足的，而且胜过天上人间一切事物的价值。为了这种爱情，金钱、权力、名位等都可以放弃……总括言之，爱情教徒既可以为了爱而死，同时也是为了爱而活。”因此，对他而言，“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爱情故，一切皆可抛”。
在他的眼里，宗教是一种“终极信仰”，而爱情就是这个终极信仰的内涵。也就是爱情是决定行为的最高指导原则；一切行为举止，都可以爱情为取舍的依据。譬如，在插队的事例里，如果有一个爱情宗教的信徒在场，他会自问：自己怎么做，才会在“爱情”的量尺上，得到较高的刻度？如果出面干预有助于增添爱情，那么即使干预的后果是自取其辱，被插队的彪形大汉羞辱嘲弄而别人袖手旁观，还是在所不惜。因为，爱情是最重要的价值，其余的都相形见绌、等而下之。
这时候，爱情至上，就像“顾客永远是对的”，能简化思维过程，有助于面对生活里的各种情境。和语理分析相比，李天命的爱情宗教有更广泛而实际的应用范围；不过，这时候爱情至上不再是逻辑方程式，而比较接近经验方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