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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
投资分散化、风险规避、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
布鲁姆-弗兰德(1975年5月)发现了不支持理性投资者行为假说的首批异象证据之一。通过使用包含美国个体纳税人持有的投资组合构成与规模的数据库(部分来自于所得税收益,它要求个体披露股利收入的来源),他们研究发现个体令人惊讶地非分散化,一般的家庭只有2个纳税人获得收益。然而,现代投资理论指出,个体投资者应该高度分散化。甚至净财富较高的家庭(除房子外财富超过100万美元)通常获取收益的来源也只有14个。夏普-林特纳-莫森-特雷诺CAPM意味着,每家企业必须拥有相同数量的股东;特别是,每位投资者必须是一位股东。可能的解释——持有共同基金、交易成本、锁定资本利得以及异质期望——都不能解释这一异象。不过,约翰L.埃文斯和斯蒂芬H.阿彻(1968) [102]的研究显示,仅有10只随机挑选的股票组成的投资组合,其收益的标准差也与由几百只股票组成的投资组合的标准差一样小。实际上,K.H.约翰逊和D.S.香农(1974) [103]指出,给定随机挑选的证券,如果组成投资组合的权重不是同等加权,而是挑选最小化考虑股票收益相关性后风险值的权重,那么证券数目可以进一步减少。
在布鲁姆-弗兰德(1975年12月)中,作者通过财富中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的构成信息来推断投资者效用函数的特征(当然前提是假设投资者有效用函数)。他们发现,典型投资者的效用函数接近稳定相对风险规避函数,相对风险规避系数为2,比对数效用函数的风险规避程度要稍高一些。
事实上,现代资产定价模型的所有经验研究都使用证券价格的已实现频率分布作为出现在理论中期望分布的表征。因此,如果模型被拒绝,我们很难说问题是出在模型上还是出在标量表征上。约翰G.克拉格和伯顿G.马尔基尔(1982) [104]首次深入研究资产定价模型,尝试直接度量投资者预期。特别的,他们搜集了19家投资管理公司的预测,覆盖1961~1969年的175家企业。他们总结到,使用这些预测作为期望的表征与使用历史收益率相比,模型的表现更好。最为有趣的结论是,不同投资公司对同一事件增长预测的分散程度比历史已实现方差或者贝塔能更好地度量证券风险。